在完全依赖行政化手段的“摇号”政策之下，北京市民最近竟想出奇招：和天津市民“换妻”。拥有北京车牌的天津市民和拥有天津车牌的北京市民把牌照过户给各自妻子，然后分别离婚再与对方妻子结婚，将对方车牌过户到自己名下，随后再离婚，最终和原配复婚。如此戏谑之举风行网络，折射出部分公众对现行“摇号”政策的无奈。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市场应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深入人心。但在全会闭幕一个多月后，北京公布的2014年控车方案里，对于呼声不小的“号牌拍卖”依然只字不提。而同样执行汽车限购的上海、广州以及即将加入限车大军的天津，都引入了市场机制来调控机动车总量，采取全部或部分车辆指标拍卖的方式。

    北京控车的两大目的，一是缓解拥堵，二是净化空气。但仅靠限制机动车总量显然有失偏颇。北京道路面积占全市建设面积的11%.不及发达国家城市的一半，根据交管局的数据，由于全市无南北干道，导致南北向车辆有七成居然要上环路兜圈。而中心城区改造缓慢，摊大饼式的建设模式导致职住分离，亦是拥堵重要因素。根据该市交通委的调查 ，摇号购车是民意支持最低的治堵方法。至于污染，则成因复杂，也可通过淘汰老旧机动车等方式予以有效缓解。

    在道路拥堵、车辆停放空间较少的都市，私家车属于高档商品而非保障品，政府要做的是“保基本兜底线”，全力保障公交出行的便捷与舒适，对于私家车资源分配，应当交由市场处理。仿照上海，以车牌拍卖收入补贴已经让财政不堪重负的公共交通，方为公交与私车共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