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一个今年未满14岁的女童，在连续两年时间内，竟遭同村中老年村民连续集体强暴，这些人在2013年底获刑时，最大的已经76岁，最小也有44岁。

　　这个悲催的新闻发生在广西玉林市兴业县大平山镇南村。

　　媒体为新闻起的标题叫《一个沦陷的村庄》。

　　像所有处在剧烈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一样，随着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镇南村留下的是一支“386061”部队——女人，老人和孩子。

　　令人遗憾的是，老人对孩子发动了令人绝望的袭击，而且是一个罪恶的群体。

　　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严惩。10人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刑。但在受害人小雨（化名）的叙述中，强奸过她的至少有18人，其中15人是她同村的长辈——大部分是爷爷辈。在持续两年的时间里，每人平均性侵三四次。最多的一个，60岁的陈美光，法院认定达15次。

　　令人发指的是，最初对小雨发动袭击的是其中最年长的。当时小雨只有11岁，而施暴者黄延来已经74岁了。那是2011年4月份，春季放农忙假的最后一天，“瘦瘦小小的小雨，跟着奶奶去山岭间的田里插秧，后来小雨自己一个人去捡田螺，捡着捡着，她就离奶奶越来越远了。”

　　噩运在此时降临，“正在山岭脚下砍竹笋”的黄延来发现了孤身一人的小雨。她成了“猎物”。“强奸时，身旁放有一把砍竹笋用的那种铁的长钩刀。”

　　黄延来得逞后，开始把小雨介绍给其他人。每次这些下流的男人都会给小雨几十元钱作为酬劳。

　　正因为他们付了钱，一些人认为和小雨是交易，而不是犯罪。

　　更可怕的是，事后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普遍“敌视”，“都是她，把那些老人送到了牢里。”

　　或许，有人习惯性将罪恶的缘起归为贫穷。正如围绕深圳警察解救童工的雷人质疑一样——解救了，回到贫困的乡村，孩子们还不如在城市打工日子好过呢。

　　这回让你们失望了。镇南村肯定不如华西村那般富庶，但并不贫穷闭塞。媒体报道说：它在“现代化”建设上已经颇为可观。靠着在广东等地打工的收入，村子里已经兴建起不少三四层的新楼，阳光照射下，新安装的铝合金门窗闪闪发亮。村子的道路都已修好了，东西两侧的广场，各修了一个篮球场。自来水也通向了每家每户。从外观上，村民的生活在积极向城市生活靠拢。

　　另一种贫困却伴随着乡村的走向富足袭来。

　　首先是良知的沦丧。这些性侵者几乎都到了与世无争、为人表率的年龄，本应充当留守女童的楷模和保护者，谁料却转身成魔，酿造丧尽天良的罪恶。让人无语。事后，村庄里响起的指责女童的声音之炽烈，更为悲剧涂抹上绝望的色彩。

　　良知沦丧是常识丧失的最佳伴侣。不管怎么辩护，不管小雨收没收钱，她都是未成年人，都不能与其发生性关系，这都是常识，可惜太多村民对此惘然无知。

　　其次是管理的缺位。中国多数乡村的行政管理者往往将脱贫致富作为唯一奋斗目标。在农村大变革、大转型的过程中，过去的社会组织走向分崩离析，新的组织却没有建立，一个女童被那么多人性侵多年，村委会是一无所知，还是司空见惯？主管部门必须继续追问下去。

　　还有亲情的离散。太多的父母为了摆脱贫困，实现富足，抛却亲生骨肉，到城市寻梦，而家里留守老人由于年事已高，无力看护，隔代抚养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甚至人道主义灾难俯拾皆是，严重值得这些寻梦的父母三思，并积极承担责任。当然，在未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基本权利，消除城乡户籍壁垒，为进城农民工赋予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待遇，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当村中唯一一座庙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毁掉后，村民们改革开放后集资兴建了一个牌坊，位于村口必经之路上，是其“龙门”，左右两侧镌刻着“富贵”和“荣华”。

　　这个牌坊寄托了村民追求富裕的梦想，也折射出精神世界的贫困和迷失。

　　这不是镇南村独有的牌坊，它甚至牢牢矗立在太多人的心灵深处。

　　因此，除了对受害女童深刻同情之余，更重要是为她找回正常的生活和世界。对恶棍简单谴责和谩骂不能带来文明的曙光。从某种意义上，这件事值得全体国人反省。

　　终结悲剧的根本在于：除了呼唤制度变革和管理完善，每个人能否在为富足打拼之余彼此释放善意和温柔，以公民的名义担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