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光明日报刊发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旧文《忆大山》。随后，作家出版社推出《贾大山小说精选集》。从而引发了文坛以及社会各界对这位已经离世十多年的著名但不甚高产的作家、县文化局长的追忆与怀念。

    说实话，由于我生得太晚，在此之前，并没读过贾大山的作品，只是模模糊糊听闻过《取经》和《花市》，对他的生平也知之甚少。再说句实话，今天读，他的作品依旧不属于我（且算是年轻人吧）喜欢的类型。但不妨碍我也同很多作家、社会人士一样，怀念贾大山这个人。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作家，如今不多见了。

    铁凝在文章中曾这样介绍：“贾大山是河北省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在短篇小说《取经》获奖之后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

    翻看简历，我们可以发现：贾大山发表过50多篇小说，生前没有出版过一本小说集，更没写过什么鸿篇巨著。“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一生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1993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了海……贾大山仿佛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小说发表时他也不在乎大报名刊，写了小说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铁凝还记下了这样的细节。

    50多篇“褥子底下”的短篇小说，连个中篇也不曾有，即便再删再改怕不过是一沓沓轻飘飘的几页纸，在如今论斤称字的世风下，和动辄百万字的大部头比，“分量”自然不足，很快就随着时光的风烟散落得不知所踪了。

    当我们习惯用奖项、发行量、点击率、富豪榜、花边新闻评价一个写字人的是不是“家”时，清贫、耿介的贾大山确实算不上。他视文学为生命，但不以之为职业。在风格划分上，我们也很难把他归类。不是山药蛋派也不是荷花淀派，西方的技法似乎也没有什么运用，他无意追逐潮流，所有作品都带有乡土特有的幽默和他对时代的思索与社会责任。这是我看过若干名家的那些被誉为深刻地反映人性复杂的优秀作品后，不曾读到的地气与人情。正如习总书记说的那样：“他（贾大山）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贾大山的学生康志刚回忆：“他常对我说，咱们写小说，就是让人学好哩。”他是把写小说当作了佛教中的“布道”，给人心以警悟、以劝导。他说他写小说，是要为“这个浮躁的社会，增添一点清凉”。他的知音孙犁同样感慨：“大山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是作家一片慈悲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如果说在文学水准上贾大山不一定算上个“家”“大师”的话，在对待文学甚或社会的态度上，却足足让很多人看不到他的脚后跟。他不虚伪，不做作，不崇洋媚外，不无病呻吟，不装出一副忧思人类到睡不着觉的模样给读者，他真在琢磨写字的人该给现下留下点什么有用的东西。

    “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贾大山曾在他的作品里这样写。贾大山留给文坛的是他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的善意。《鼾声》《年头岁尾》《游戏》《灯窗随笔》等作品都表现了他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忧思，但却充满了正能量，不忿恨不抱怨而是积极地思考解决之道。贾大山留给社会的是他的爱憎分明、豁达乐观、不计名利，遗世独立。

    这大概就是我为什么会怀念贾大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