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聚德花苑的廉租房里，62岁的区少坤拿起刮胡刀片，狠狠割向自己的手腕。好在他没能杀死自己，虽割断三根肌腱，却未伤及动脉。”

　　看到这样的新闻，想必您会自然联想到这个老人遭受了子女虐待、因病致贫，或当街跌倒了没人搀扶。

　　如果告诉您他被亲切地称为区伯，在广州因为连续8年在街头监督违规公车而名声大噪，是媒体红人，您可能会习惯性联想到，一定是因为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招来不堪承受的打击报复。

　　您又错了。

　　的确，从2006年至今的8年里，他不断抓拍那些被私用的政府、公安、部队公车，用标志性的“质问”追赶躲避他手机镜头的人。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公民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热情高涨，区伯像一面旗帜，矗立在繁华都市的街头，向着超越权力边界的人——违规使用公车者大声说不。

　　他也因为监督“公车私用”吃尽苦头：他自己曾被人打倒在地；母亲家曾被人投去冥币……很多人劝他放弃，他却仍要把“闲事”管下去。

　　他借助媒体、微博直至法律进行抗争，成为备受公众追捧的名人，甚至获得一本红色封皮的居民代表证，助力这场充满艰辛的监督之战。

　　在区伯扬名立万以后，麻烦来了。不是来自官场，却来自邻里。

　　由于一些日常琐事引发的矛盾，不断累积，成为宿怨，个性张扬的区伯开始背负上欺负邻里的恶名，并被街坊举报，直至居委会最终要收回他无比珍视的居民代表证——这直接导致了区伯的割腕自杀。

　　在写给有关部门的举报信中，有这样一句话：“长期骗取低保、骗租廉租房的二级精神残疾人区少坤竟然当选居民代表和居民小组长。这不符合我们聚德社区居民的意愿，也不符合相关法规。”

　　这被媒体称为“监督者”与“监督者”的战争。

　　2012年，区伯接到了海珠区民政局的停保通知书。随后区伯用很夸张的做法改变了官方认定。他穿上一件白衣去广州街头乞讨。在衫上写上4行黑字：“阳光在哪里，无饭吃；公平何处寻，断低保。”

　　反对者认为他在作秀，质疑仍在继续，直至区伯自杀明志。随后新的麻烦来了。他的朋友用他的微博，发起了医药费募捐。但两条募捐备注却引起了新的风波——“1.不会公开账目；2.款项使用区伯有完全支配权。”

　　面对批评，区伯的回应有这样一句话让人深思：“你要是让官员们公开财产，区伯立马公开。”

　　反对者强调，区伯自己作为领取低保的“监督者”，同样有被纳税人监督的义务。

　　曾经坚定不移支持区伯的媒体发生了动摇，发现他并非那个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他有着监督者的偏执，也有着小市民的现实。

　　走下神坛的区伯再度被逼至墙角。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当公车在街头肆虐的时候，只有一个事后被证实有精神病史、性格偏执的老人勇敢地站出来，在监督渠道不畅通、成本高昂的背景下，履行着一个公民的职责，周围的人多数都在明哲保身，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这充分证明：公民意识觉醒和成为公民仍有相当遥远的距离。

　　从这个角度上说，最初簇拥在区伯周围的欢呼者、喝彩者是值得自省的。一个突出例证是：整整8年，那么多人分享着他监督公车的成果，却鲜有付诸行动者。

　　这也说明，由于体制变革的滞后，公众监督公权的成本是多么昂贵，以至于那么多人选择了望而却步。

　　从另外一个角度衡量，区伯缺乏扮演英雄的资本：有病，吃着低保，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对达成监督效果的游戏规则并不熟悉，甚至欠缺一些基本的常识和素养。

　　总之，靠非理性的勇气、被拔高的道德、情绪化的民意裹挟的正义是无法持久的。

　　但现阶段，这样的行为却往往受到社会追捧，被媒体炒作，最终政府只好顺应民意，用非常规手段危机公关，对这样的民间正义被迫予以褒奖，却不真正反思背后深层的体制积弊，并从根本找寻对策，以至于类似的问题不断重复，且不断升级，越演越烈。

　　当下遏制公车腐败之风初见成效，不少地方甚至国企都在集体拍卖违规超标公车，各地领导出行警车开道、封路扰民现象已在锐减，根本原因就在中央深化改革、强力反腐、推动依法行政，从而开启完善国家治理结构，构建现代服务政府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消除公车之祸的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将权力装到制度的笼子里。

　　这当然离不开社会监督的支持。除了为依法监督创造更宽阔的航道，降低监督的成本和代价，不仅有赖于公众除了彰显参与社会管理、投身公共事务的热情，更需要具备公民基本的观念、素养和能力。而人的现代性与经济的现代化存在着巨大落差，自我的完善和社会的启蒙远远没有完成，独立、理性、客观、负责的公民仍像大熊猫那样珍贵而稀缺。

　　现代政府和民众的最大公约数是法治，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符合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序良俗。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区伯的生活不是吃着低保，身残志坚地站在都市街头与违规公车缠斗，而是过着有病能医、有房可住、温饱无忧、有人关心的小日子。

　　真的。中国不需要病态的好人，呼唤正常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