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山一家物业公司工作了7年的夏付长，公司没给他缴纳社保，他要求公司给他补缴社保，没有得到公司回应，就向当地人社部门投诉。当公司知道他去人社部门投诉后，就让他停工，两天后又说调动岗位，不愿去就逼其写辞职书。他没按公司要求写“家里有事辞工”，而是如实写因公司不给其缴纳社保而辞职。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说，公司要补缴他7年的社保费，他因公司不缴纳社保费而无奈辞职，不是自动离职，因此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请求相应的经济赔偿。（详见11月13日本报）

    用人单位很有心眼儿，明明是自己不守法，却要逼迫劳动者写因个人原因的辞职书。按广东的法规，用人单位补缴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没商量，但职工因个人原因自动离职，用人单位无需支付劳动者的经济补偿或赔偿金。好在劳动者没有缺心眼儿，写明了辞职的原因是用人单位违法在先。

    11月12日《吉林工人报》报道了一个案例，入职两年多的一女职工，没有和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月工资由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加交通补贴构成。去年她休产假，公司只发她基本工资。产假后她回单位上班，公司认为她属自动离职，“不用上班了”。她要求公司出具书面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补发产假期间克扣的工资，公司拒绝。这个女工多了个心眼儿，在和公司交涉中悄然对全过程录音。这个女工准备申请劳动仲裁，公司向她发出到岗上班的通知书，她没去上班而是去申请仲裁，请求公司支付她被扣发的工资、生育医疗费用补贴、未休带薪年休假的工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等。仲裁没有支持她的大部分请求，她向法院起诉，法院认可了她的录音证据，认为公司领导口头通知女工“不用上班”已发生了解除劳动关系的事实，后发出让女工回单位上班通知书对女工已无约束力。法院支持了女工的请求。

    女工有心眼儿，以秘密录音收集了证据。用人单位也不傻，以通知其上班的书面证据，来避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赔偿。

    当劳动纠纷发生后，当事双方应依法解决问题，这才是正道。可人们发现，依法解决争议时，劳资双方都要玩“证据”游戏。毕竟法律认定的“事实”是证据说话的“事实”。

    劳资双方地位天生的不平等，使得劳动者不得不多个心眼儿收集证据。曾有个年轻的服装厂女工，因企业赶订单天天超时加班，仍以计件工资计算工人的劳动报酬，等于没有加班费。这个刚出校门的姑娘实在受不了，辞工并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企业超时加班违法。企业面对前来检查的劳动监察人员，出示的职工出勤表上看不出有加班，安排来作证的工人，也都说偶尔加班也不超过3小时，也有加班费。这个女工再怎么“凭良心讲的是实话”，也是“空口无凭”。

    劳动双方如果少些斗心眼儿，多些诚信该有多好。可惜，管理与被管理的地位并不平等，提供“证据”的能力存在差别。平心而论，我国的劳动法律比西方国家先进，公权直接介入保护劳动者权益。因为我们的制度是希望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和谐相处推动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公权强制力保护弱势的工人。

    然而，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需要公权强力保护受管理的劳动者，可现实却是，公权距离劳动者远了点，一般是在劳动纠纷发生时才出现做裁判。所以，需要工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监督用人单位依法用工，为依法维权的职工提供证据，这样劳资之间才会少些斗心眼儿，多些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