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是游走和生活在城市中来自于乡村的群体，早在十多年前，把农民工融入城市就成为社会上的一个话题。新近，有多家新闻媒体对农民工融入城市进行调查。

　　由于新闻媒体记者调查采访的对象不同，加之记者个人色彩，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有说第二代农民工急于融入城市的，因为乡下对于他们更加陌生；有讲农民工“脚踩两只船”的独特生存方式，有无奈也有观望心态；还有称农民工的血脉在家乡，家乡发展才是农民工安居乐业的关键。农民工融入城市难的争论，有户籍限制论，有生活习惯论，还有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者创造了一个新型劳动大军的词汇——农民工，虽然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新型的劳动群体，却又反映出是法治不到位的结果，因此“农民工”本身就带有歧视的内涵。好的时候，人们把农民工赞誉为城市发展的建设者；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农民工又被当成城市的“入侵者”被清退。其实，真正受雇于人的农民工，平时更愿意被人称为工人，只有在讨要欠薪时为博得广泛的同情，才愿意使用农民工这个称呼。

　　城市发展是一种经济模式的发展，自然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城市发展需要人气推动消费的基本要件，不然就失去了城市的活力。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加快的城镇化的建设，城市需要新生劳动力和消费人群保持活力，却又不愿意让过多的逐步失去劳动能力的市民增加城市经济压力，而农民工满足了这个要求。所以改革开放后附着城市户籍上的福利也在逐步缩小，曾经有过的城市人才会享有的票证制度，早在20多年前就不复存在，以鼓励人口流动。但户籍在救助、教育、购房及部分就业等方面作用突显出来。有人讲，取消城乡户籍制，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开闸放水”。然而，户籍制度依然是城市管理中自我保护的一道闸门，很难取消。更何况人为地追求利益的城市无限扩张，超过一定限度，必然产生人们所说的大城市弊病。因此中小城市的户籍制度可以放开，但大及特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会严格掌控。

　　农民工融入城市，最关键的还是经济问题。如果农民工能在城市置一处商品房，就等于“融入”了城市。城市遵循有“安居”才会有“乐业”，因此农民工融入中小城市不难，难就难在所希望“融入”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置不起房产。有些省会城市，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列入住房保障对象，可规定收入不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务工者才有资格申请保障房，结果有资格申请保障房的农民工寥寥无几。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又卖不起商品房，形成了在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买不起务工地的商品房，而在老家建起的新房又不去住的怪现象。农民工在城市“乐业”挣钱，却难获得“安居”这个最重要的融入城市的条件。

　　事实上，当说农民工融入城市难时，也有农民工喜欢城市生活却不急于“融入”城市，因为土地越来越显得珍贵了，成为保障农民工生活的一条“退路”。说一千道一万，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个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又是一个利益选择问题。

　　当然城市有更大的决定权，可以强制城郊的农民变成市民，也能用“高门槛”阻止外来务工者的“融入”。说到底，农民工“融入”城市是个经济方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