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重大部署，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切实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按照问题导向的改革方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能总是停留在一些无谓的争论上，而必须从实实在在的问题着手，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推动改革的深入。

　　那么，目前的国有企业有什么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意见》列举种种，概括起来主要是两类，一类是对国有企业的监管问题，一类是国有企业的内部管理问题。对于前者，监管的核心是有效监管，对于后者，管理的核心是提高效率。

　　联系着两个问题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如何确定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业绩考核指标（关键绩效指标），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来判断一个国企的管理是有效率的。这个问题，一些监管部门可能都没有搞清楚，或者搞清楚了却“顾左右而言他”。

　　判断“效率”，目前最常见、也最可量化的标准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在一些地方，对国企负责人的考核体系看起来已相当完备，光考核方式就有好几种，包括了年度经营考核、任期经营考核，还有具体奖惩制度等。从理论上说，国企的考核早已比很多私营企业还严。

　　但问题在于，我们设置的评判标准或许还值得商榷。比如，评判“保值增值”重要指标之一是净资产收益率（ROE），另一个叫法是“股东权益报酬率”。国企的股东是国民，那这就等于以“国民权益收益率”作为考核指标。这简直太棒了，国民听了一定会很高兴。

　　但只要稍微有一点财务常识，你就知道这个指标有问题。特别是在目前的金融体系之下，这可以说是个“坏指标”。为什么？必须先弄清另一个财务指标再说。

　　考察企业经营效率，另外一个指标是总资产收益率（ROA）。ROE和ROA都是一个比率，简化地理解，他们的分子相同，分母不同。如果企业是一家100%国有的企业，那么前者是净利润与股东权益（国有股权，不包括负债）的百分比，后者则是净利润与公司全部资产（国有股权加上负债）的百分比。

　　数学和逻辑的常识会告诉你：如果企业拼命负债，它便很容易提高它的ROE.因为借来的钱通过扩大生产经营，也可以创造利润，把分子做大了，但借的钱却不会出现在ROE的分母中。

　　但ROA就不一样了，负债必须算在ROA的分母里。也就是说，企业从银行借钱时，必须考虑债务的使用效率，不能随便乱借钱铺摊子。只有在借钱的使用效率较高，导致ROA值整体变大的时候，企业才倾向于借钱。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很多国企的考核指标都是ROE，而不是ROA.这种考核方式引发的结果不言而喻：企业会拼命从银行贷款，做大利润的盘子和ROE的值。同时，利润做大了，留存收益就可能变多，当留存收益转化为股本，国有股权就真的“做大做强”了。国企老总胸前会戴上大红花。

　　但这个“激励机制”的负效应也有目共睹，就是债务风险。国企负债的狂飙，正成为当前中国经济主要风险之一。要知道，1990年代国企大改革的直接诱因就是国企债台高筑，举步维艰。

　　去年，财政部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到201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104.1万亿元，负债总额67.1万亿元。按此计算，平均资产负债率为64.5%.央行一位副司长去年也透露，2012年，我国非金融类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为106%，2013年进一步增至109.6%.这一数值远高于德国的49%、美国的72%、日本的99%——中国的间接融资总量中，国企一直是大头，杠杆也主要是国企的“功劳”。

　　国企的问题千头万绪，但不负责任的负债以及堆积的债务风险才是燃眉之急。改革势在必行。

　　目前，我国央企领导人的主要考核依据是《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其规定业绩考核系数的计算基数主要是：企业资产总额、利税总额、净资产收益率、经济增加值、营业收入、职工平均人数、技术投入比率等。仔细分析，这些指标对“量”的考核超过了“质”。要拿到高分，从银行借钱是最立竿见影的办法。

　　考核标准的“小问题”真的需要改革了。事实上，解决这个“小问题”带来的“溢出效应”或许超出想象。比方说，当国企不再不顾收益地借钱，那么国企群体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必然有所缓解。业绩压力巨大的银行客户经理们，自然会追着那些资质还算过得去的中小企业贷款。

　　今年年初，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孔丹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这话，说得很中肯，也很到位。

　　国企既然如此重要，改革更不能流于“假大空”，扎扎实实解决一个个具体的“小问题”，才能够真正把改革推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