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芦山地震发生后，港府通过赈灾基金拨款1亿港币支援救灾。日前，有议员要求交代拨款的使用与监察情况。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表示，港府已要求四川省政府提交拨款用途评估报告，但未设定期限。她重申，若当地政府对捐款使用不当，须全数退还。（10月17日《南方都市报》）

    若使用不当，须“全数奉还”，这看似苛刻，却不过是港府调拨善款后的惯常做法。去年5月，因援建的绵阳紫荆民族中学被拆，港府就曾收回200万港币捐款，将其回拨到特区政府设立的四川重建基金中。收回捐款，让不少内地民众开了眼界。

    在有些人看来，捐出的款物就像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慷慨解囊，就已尽到单方道义责任；至于它流向哪里，则无暇过问。在现实中，即便捐赠者发现善款未如愿使用，甚至是遭挪用，也只是表达失望，抑或是予以谴责。将捐款收回的，则颇为罕见。

    而港府在赈灾拨款后，非但指定捐款用途，而且密切关注、不时询问、及时追踪，要求提交拨款用途评估报告。而以“使用不当”为前提的捐赠收回机制，也很严苛。此举意图，就在于让捐款“用到刀刃上”。

    港府的较真做法，委实刷新了我们的慈善视野：原来，慈善不止于捐资拨款了事，还能有“洁癖式监督”，对善款去向可“全程监控”，若发现乱象，可启动收回机制。这对捐赠者权利轮廓的划定，势必也能矫正部分人的慈善观念“误区”。

    捐赠收回机制，是慈善监督的“框架补充”。善款运作，会有个完整流程，将监督贯穿于流程始末，而非捐完了事，实现慈善互动，也是对“烂尾”式慈善的规避。行使善款收回权，为的是实现慈善价值，避免善款去向不明，抑或被滥用错用，挥霍爱心。

    实质上，捐赠可有条件地收回，也是恪守契约精神。慈善绝非单向的，对慈善主体而言，授受双方达成协议后，就该共同遵循契约——善款必须用于所需，尤其是定向捐赠，而不能轻易改变用途。后置性地收回，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违背契约”的追惩。这既给受捐者敲响警钟，须循规蹈矩、履责尽职，也是在倒逼善款得以“善用”。

    慈善监督，从约束层面讲，是“他律”。香港的“洁癖式慈善监督”，也昭示了一个道理：支撑现代慈善发育的，未必只是在公众心中发酵的行善冲动、道德自觉，更应有“他律”，即完善的监督制衡体系。

    相较之下，在内地慈善领域，监督机制仍偏于孱弱。慈善信息的不透明，行政主导下的慈善运作效率低下，募捐动辄“指标摊派”，“雁过拔毛”式利益攫取，都印证着，慈善监督尚处在亟待完善的状态。在此语境下，捐赠收回机制，不乏借鉴意义：监督的目光，或能促使慈善运作更趋规范，增强透明，有序操作，对接公众期许。

    若慈善监督疲软，则无异于对违规运作的“高容忍”。就此而言，香港的“洁癖式慈善监督”，包括捐赠收回机制，确应好好学习。也只有监督“无缝隙”的土壤，才能涵养温润的慈善气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