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有读者报料称，广东高州市一老人由于中风无法行动，他儿子代为到高州农信社大路坡分社取钱，信用社说身份证不对，令其到村镇开证明。证明拿来了，信用社又说要老人亲自来，家属就将病重的老人拉到信用社，可是工作人员还是不给。僵持之下，老人死了。（《南方农村报》10月17日）

    尽管细节上各有说法，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的刻板姿态，确实是银行方所谓“恪守制度”而传递给公众的核心印象。

    商业银行执拗而傲慢的姿态，早就不新鲜了。只不过在“改作风”的语境下，乖戾的作为才有了再次被探讨的空间。因为“制度规定”，商业银行硬是逼着重病客户坐着担架来办理业务。看起来，这是“法不容情”的例子，但于窗口行业而言，却生生透露着悖逆情理与人性的冷意。

    论说起来，银行也有银行的委屈，再说事关资金安全，严谨也不是错误。不过，行业规则毕竟不是底线法律，何况中国向来还是个讲究“礼法合一”的国家。有一个细节令人愤懑：信用社工作人员回应老人无法前来时说：“打针你就拔了针头让他过来。”如此冷血的言语，这究竟是制度偏执还是作风机械？

    遗憾的是，如此悲怆的故事，还不是一两例，如此做派，特事特办的精神在哪里、国有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在哪里？

    每次出事了，就说是个别窗口人员的素质问题；但如果他们果真弹性而人道地帮客户解决了程序问题，银行不容变通的审查与究责制度能放过他们吗？此前，媒体曝光了江苏、河北两地少数窗口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种种怪相，此后，河北公安厅的表态更成为深孚民意的名言——“谁给群众找麻烦、我们就让谁有麻烦”。但落实到具体语境中来，如果教条僵化的制度不松口，态度好而不解决实际问题，又有什么用呢？或者问得更直接一点，取钱逼死人的究竟是态度还是制度？

    严谨的制度与人性的服务并非不可兼顾，也许随着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迟早会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