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24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强调“从严惩治，从严执法”，严惩性侵幼女、校园性侵等行为。《意见》共34条，通篇体现“最高限度保护”“最低限度容忍”的指导思想，着重从依法严惩性侵害犯罪、加大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力度两个主要方面做了规定。（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0版）

    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最高限度保护”，对性侵幼女犯罪实施“最低限度容忍”，这是人类社会的底线共识，也是各国法律的共同选择。但在我国，强奸猥亵幼女犯罪却呈现泛滥猖獗的态势，诸如官员“嫖宿”幼女案和校园强奸猥亵幼女案，无论犯罪情节还是相关判决，往往呈现出只有更骇人没有最骇人的态势。比如，云南大关县官员郭玉驰强奸4岁幼女，当地法院一审判决竟然只判5年，且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最高限度保护”也好，“最低限度容忍”也罢，如果法律纸上说得到，司法实践做不到，不仅是对司法公信力的极大伤害，更是对强奸幼女犯罪的变相纵容。之所以很多犯罪分子能够轻松逃脱法律制裁，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在强奸幼女犯罪的认定条件上复杂至极；殊不知，认定条件越复杂自由裁量空间就越大，给犯罪分子留下的法律后门就越多。

    与未满14岁少女有性行为如何定性？在以前，这首先要看是否有“暴力、胁迫”等情节；如果是有钱财交易的自愿，那就不是强奸而是“嫖宿幼女”。此外，最高法曾出台司法解释称，“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最后，犯罪男子年龄也很关键，因为“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

    看，如此之多的条条框框，看似界限分明，实则为有权有势者预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法律后门。其中，最受舆论诟病的就是嫖宿幼女罪，而“使用”这个罪名最多的，似乎就是公职人员。试想，在一个连“嫖宿熟女”也禁止的国家，出现“嫖宿幼女罪”的法律规定，该有多么荒唐？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这些年不绝于耳；这次的《意见》依然没有废除，但是规定“不能以是否给付幼女金钱财物作为区分嫖宿幼女罪与强奸罪的界限”。

    问题是，“以金钱财物等方式引诱幼女与自己发生性关系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均以强奸罪论处”，真的就能在事实上架空嫖宿幼女罪吗？如果幼女没有被人强迫卖淫，也不是犯罪嫌疑人以金钱财物引诱，是否仍然可以嫖宿幼女罪来判处？在大多数国家，凡是幼女在法定年龄之下，不管有无钱物交易，不管是否自愿，与幼女发生性行为一律界定为强奸。为什么我们仍旧要“谨慎”地保留那么多法律后门？

    性侵幼女犯罪的罪与罚，应该站在保护幼女的角度来考量，而不能总站在男权视角替性侵者“着想”。包括嫖宿幼女罪在内，性侵幼女的法律后门都应尽数废除；无论手段与过程，只要与未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行为，就理应被视为触犯了强奸罪，这才是真正的“零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