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布《通知》，指出要落实整治“三公”经费开支过大，严格公务接待标准，从严控制公务用车经费开支，严格控制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数量和规模，不得安排考察性出访（11月5日《京华时报》）。

    消息一出，不少网友击掌叫好。“考察性出访一律叫停，底线清晰，没有矫情余地，痛快！”一位网友这样评价道。在落实整治“三公”经费开支当中，叫停考察性出访显得很有必要：首先是考察性出访总量增长过快，耗资巨大；其次是考察性出访名目繁多，花样翻新；再者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审批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对没有实质内容的考察性出访也予以批准。基于此，叫停考察性出访不仅契合了当前的解决“四风”方面突出问题，还击中了以考察为名的公款游玩的“七寸”。

    考察考察，多少腐败假汝名以行。时下，类似这种借考察性出访之名行公款游玩之实的例子，在现实中见惯不怪。各种“考察”丑闻层出不穷，考察性出访正在异化为一条让既得利益者乐此不疲的腐败路径。明明是公款游玩，偏偏要美其名曰“考察性出访”，这种变相的游玩，是一种隐性的腐败。考察性出访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很容易导致领导干部走向腐化堕落。

    有数据显示，去年广州有39个政府部门公布“三公”账本。其中，广州城管局“见识最广”，一年内赴日本、俄罗斯、美国、加拿大等十地考察学习。值得一提的是，该局2010年高达20人出国，平均费用达到5.7万元每人次。“城管一年赴十国考察”究竟能够取回什么样的经？耗费如此巨大，值得吗？

    再有，不久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袁振国“携妻公款出国游”事件曝出之后，掀起了舆论漩涡，不少人对这样的违纪违规行为，表示不能“一辞了之”。仔细咂摸，袁振国的公务出国变身“公款出国旅游”，如果不是媒体的曝光，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

    考察性出访已经成了一种“多发病”、“常见病”。这一循环反复的“病症”，唯有从制度上找到病因才有望彻底根治。如今，中央通知要求公款考察性出访一律叫停，如同套上了一个“紧箍咒”，为刹住以考察为名的变相公款游玩提供了坚强的制度保障，让腐败不再假汝名以行，不敢越“雷池”、碰“高压”。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既能有效遏制变相的“考察性出访”，又可以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可谓一举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