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这个记者节，因为“陈永洲案”而变得沉重。事件本身的一波三折，以及舆论对此的众多纷争，都显现出当下媒体生态的尴尬与困境。

    当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带走陈永洲，《新快报》在头版疾呼“请放人”、“再请放人”时，很多的媒体同行都感到惊愕、诧异，甚至义愤填膺。而当陈永洲涉嫌收受金钱发表不实报道被披露后，舆论迅速出现分化，随后，对此事件的各种报道和评论，引发更为激烈的论争。

    在陈永洲被警方带走之初，我理解同行们的愤怒。当然，在没有掌握更多事实的情况下，这种愤怒可能过于冲动，或多或少带着主观偏见。毕竟，有过记者被打、被扣留的事件，有过因言获罪的异地抓捕，记者在调查报道中遇到的阻挠、困难甚至险境，让他们本能地对自身处境格外敏感，对可能出现的“侵害”备加警惕。而随着更多事实浮出水面，记者收钱、新闻寻租、媒体自律之类的关键词，引发了人们对新闻业界生态更多的思考。

    媒体人早就不以“无冕之王”自居，他们更多地自嘲为“新闻民工”，因收视率、转载率之类的考评而焦虑，因发行量、广告额而忧心。那些铁肩担道义，批评、监督、揭露黑幕而带来的职业荣誉感不断减弱——当你在采访中被人“踢皮球”，甚至被打、被扣留，当你辛苦调查来的报道被“禁令”、被“公关”而不能刊发时，还有多少成就和自豪可言？

    与此同时，失实报道、有偿新闻乃至敲诈勒索之类影响媒体声誉和公信力的行为，又让整个业界沦陷、蒙羞。当寻租成为一种潜规则和新闻特权，多少媒体人能独善其身？有学者提供了这样的信息：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在66国“有偿新闻”指数排名榜上，中国新闻界位居前列。当“社会公器”成为利益工具，还有多少媒体和新闻值得信赖？

    这就是新闻界所面临的现状。

    一方面，媒体的正常话语权受到限制，舆论监督在一些时候举步维艰。关于某个企业的“坏消息”，可以被企业用金钱摆平；关于某地政府的批评报道，可以被当地相关部门用权力禁止。当媒体正常的批评、监督遭遇“围追堵截”时，媒体人还有多少为民请命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金钱和权力，又造就了媒体的“非正常话语权”。只要给钱，就可以替某个企业大肆宣传，发表不实报道，打压竞争对手，甚至以“曝光”相要挟，获得红包、广告费；只要有权力，就可以抹平负面新闻，将坏事变好事，一路凯歌高唱。在金钱和权力的双重胁迫下，新闻所追求的客观真实不堪一击，一些媒体的自尊和公信力消失无踪。

    作为媒体人，我了解现实舆论环境的不尽如人意，知道同行们在采访报道中的不易，懂得他们的艰难；同时，我也面临失实报道、新闻寻租所造成的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尴尬；感受钱权之下，媒体的抗争和沦陷。当我们在有限的空间里寻求突破，看到的不是进步；当一年、两年、三年、五年都在报道评论同一类型的事件，却无法从根本上使之发生改变时，不免沮丧和无奈，进而怀疑：这份职业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但是，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这样的艰难抗争中向前。在众多人的职业困惑中，不乏执着的坚守者。就像收红包、开大处方、草菅人命受到滔滔指责的同时，总有尽心尽力、以高超医术救死扶伤的医生一样，在并不良好的环境和声誉中，总有秉承职业精神的记者和有良知的媒体，那些第一时间出现在灾难现场的身影，那些克服重重阻挠揭露事件真相的同行，那些冷静客观深入的新闻调查，会让我们感到鼓舞。

    我们可以不谈理想，如果你觉得它很奢侈的话。我也知道，当金钱和权力无所不能时，改变媒体的处境，绝非行业自律那般简单。只是，一个职业，一个职业人，总应该坚守职业操守。外部环境的优劣，不该成为自律与否的标准，如果媒体人希望你所从事的职业有尊严，请守住底线，敬畏事实，在利益纷争中呵护公平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