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沪高铁在修建过程中，为避让明皇陵，多花了2.3亿元，多建了近6公里的桥梁，多挖了285米隧道。日前，京沪高铁徐州至上海段总设计师、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王玉泽总工程师，在华中科技大学ICOMOS—Wuhan“工程·文化·景观”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开披露了这组数据。（11月18日《长江日报》）

    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选址，应当尽可能避开不可移动文物。明皇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沪高铁项目更改设计方案为其让路，只是在遵守法律规定。然而，这一底线正义，之所以成为媒体追逐的新闻，网友关注的焦点，也从侧面折射出文物在施工挖掘机面前，往往扮演被伤害者的角色。

    去年是《文物保护法》颁布30周年。据全国文物普查统计，近30年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与工程为文物让路相比，映入公众视线的，更多的是项目破坏文物的事件。广州金陵台、妙高台民国建筑，更是在当地规划部门明确下文暂缓拆除的情况下，被开发商连夜突击拆除。

    工程为文物让路的规定缘何一再被无视，这一方面在于守法成本和违法代价的失衡。根据文物保护法，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这就意味着，倘若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落实相关文保规定，施工方又要增加工程开支，又会延误项目进度。相反，如果破坏文物，只需面临最高50万元的处罚，简直就是罚酒三杯。两害相侵取其轻，许多建设单位甘愿受罚，也不愿意工程为文物让路。

    同时，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也成为一大推手。在一些地方看来，项目开发是显性政绩，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文物保护则是隐性政绩，只见投入不见产出。当两者产生冲突时，自然要把项目进度放在首位，文物保护则处于“讲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尴尬。文物部门相关人士坦言，一些市、县重点工程，特别是一些“首长工程”、“形象工程”，往往是长官意志代替法律规定，基层文物部门迫于压力，无法开展正常的执法工作。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遗迹就是保护民族的记忆。文物保护和工程建设的矛盾，实际上是短期的经济利益与长远的文化发展的矛盾。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为工程让路文物的代价锱铢必较，而应看到文物之于文明传承的深远意义，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正如埃及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主席穆巴拉克夫人所言：“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

    要想“工程为文物让路”不再成新闻，首先需要强化法律刚性，提高违法成本。目前《文物保护法》修订工作已经启动，除了提高对破坏文物的处罚上限外，有必要引入公益诉讼，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民事诉讼主体，对文物损害案件依法提出经济赔偿；其次，厘清权力边界，完善文物保护的行政首长负责制，促使地方政府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自觉摒弃单纯追逐GDP、追求眼前利益的短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