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社会儿童福利院的弃婴岛启用以来，几乎每天都收到弃婴，而据该院工作人员称，最近几日更是有外地的父母看到相关报道后，开车把孩子送过来，现实与初衷的违背让福利院方面显得十分尴尬（新华社24日电）。

    该消息一经曝出，便似乎验证了公众之前的种种担忧。在一派“不出所料”的论调中，弃婴岛所谓“逆向激励”的罪名，几乎被迅速坐实。只不过，事实的演绎轨迹，与世人一度预估的逻辑，是否当真这般契合？评价弃婴岛的是非曲直，单凭十余天的“实践经验”，本就难以提供足够论据；更遑论，就算承认确有“数量增长”之状况，可如何理解此类现象，又何尝不可抱持更多元和积极的视角呢？

    首先必须厘清的是，报道所言“被弃婴儿数量骤增”，乃是针对福利院而言的。也即，因为弃婴岛的启用，福利院直接接收的弃婴数增加——这绝不意味着，全社会总体的弃婴人数攀升！本质上说，弃婴岛改变了遗弃婴儿的空间分布结构，从而使此一群体变得更为集中和集聚。但与此同时，弃婴岛并不曾改变弃婴行为的滋生土壤……如果非要说，“弃婴岛的存在，鼓励了更多父母丢子弃女”，显然还需要拿出更多证据。

    惟有长期追踪、充分采样、定量分析之后，在获得必要的数据结论基础上，严谨讨论弃婴岛与弃婴率之间的关系，才真正有实现的可能。然而遗憾的是，在现实层面，不少人却乐于以一种“想当然”的姿态，勾勒、夸大着婴儿岛的负面效应。就这样，“南京样本”被反对者草率定义成“反例”，而全然不管表象背后潜藏的深因。或许，关于弃婴岛的公共讨论，已隐约偏离了理性中立的轨道，甚至演变成“先定立场再找证据”的幼稚行为。

    婴儿安全岛，绝非是诱导民众败德的“过度福利”，而不过是正常社会理当标配的人伦防线。一个诡异的现象是，我们能容忍数十年来弃婴流落街头的凄惨遭遇，却对弃婴岛才仅仅提供了十余天的温暖庇佑忧心忡忡……这是否说明，当人们在讨论某项公共政策的利害之时，总是不自觉站立在一种正统、宏观的官方立场言事，却对具体人物的微观处境缺乏必要的同理心：只看到弃婴岛危害社会的莫须有风险，丝毫不顾取消弃婴岛将带给遗弃婴儿的灭顶之灾，当真是彻骨的冷漠。

    你有怎样的内心，便会有怎样的判断。新闻提到，“有外地的父母，开车把孩子送到南京的弃婴岛”。对此有人痛心疾首说，“看吧，弃婴岛果然导致更多人丢弃婴儿”；另一些人则表示，“这恰恰说明，全国范围内弃婴岛太少，无法实现充分覆盖”……众声喧哗，此刻似乎尤要重申，给弃婴以基本的生存保障，乃是正派社会最基本的道义。诸如打击弃婴犯罪、拉低弃婴率，终究是次一级的命题。一旦本末倒置，弃婴群体势必面临着被父母与社会双重抛弃的境况。

就弃婴岛争议反思孕检问题

    在我国，弃婴是违法的，可孩子是无辜的，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些弃婴几乎都有严重的出生缺陷，大多数情况，现代医学帮助也有限。现在我国的生育率并不高，几乎不太可能有父母遗弃健康或微疾的婴儿。所以，减少严重出生缺陷的患儿可从源头减少弃婴。

    自从我国2003年取消强迫性婚检之后，各地婚检率急速下降，而孕前健康检查又没有及时补位，使出生缺陷干预出现较大裂隙，我觉得，弃婴增多，这也是重要原因。从权利角度看，强制成人做婚检，的确有些不妥，有侵犯之嫌，可孕前健康检查则不同，出生一个缺陷儿，不仅是亲人和孩子的不幸和痛苦，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不幸和痛苦。到弃婴岛这一步救助已是非常被动和痛苦的了。

    可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在孕前健康检查上也不能“强迫”，但一定要有些办法吸引人们自觉自愿地参加，免费就是办法之一。

    仅靠免费，还不行，相关配套措施一定要做细，例如，既要有媒体对“免费”不断地广而告之，也要有登记结婚时的“一对一”“强制”通告；既要有免费的价格“诱惑”，更要有深入细致的优生优育科普宣传；既要管理好流程，更要让人操作时方便省时，如为了吃这顿几百元的“免费午餐”，东奔西走，手续繁杂。

    还有，孕检是生理保健过程，也是心理抚慰过程。要做好孕检，人员的言行要有心理培训，场所要规范文明，特别是对个人隐私要高度尊重和认真保密。当初，我国取消强迫性婚检时为何受到许多人的认同，其原因之一就是有关机构和人员把婚检弄成了“看病”和“审查”，不仅冲了喜气和伤了情绪，甚至让人尴尬和羞辱。这个教训不能在孕检中重演。（顾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