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即将过去的2013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是影响最为重大的国内事件。当人们更加津津乐道于早已掀起、并在全会后随着众多省部级“老虎”的落马而渐入高潮的“高调反腐”时，我们想说，三中全会的精神中，那些对“边界”的厘清和恪守的理念，对整个中国未来现代化的走向更加有深层次的意义。

    1、什么是“边界”以及边界为什么重要

    开车的都堵过车，也都知道很多时候，堵车是因为跨线加塞造成的——线就是边界，一辆车越线加塞，会造成车流不畅；10辆车这么干，就会大塞车；大家都这么干，那马路就会变成停车场。

    现在，路是越修越宽，但是如果没有对行车线和交通规则的遵守，再宽也通畅不起来。相应地，现在，我们的生活空间、思想空间、表达空间越来越广阔，这些东西的边界同样不能逾越。这对社会的整体健康前行，意义重大。

    2、政府的边界：权力清单

    作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组织形式，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预判到决策到执行，这些程序必须有一定的集中资源能力才能做到，因此政府就拥有了权力。

    必须确立一个共识：权力是有边界且必须有边界的。权力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和强力的约束。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也是确保社会能在合力中前进而不是彷徨甚至后退的必要条件。

    所以，三中全会精神中，政府“权力清单”的概念，非常重要且必将影响深远。有了这张单子，你就会知道，一个厅长、市长到底能干什么。

    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是习惯于权力神秘化的：有偷偷摸摸越权的，也有高调明目越权的。没有这张公开的单子时，很多人就不会了解，一个市长可以规划一片土地的用途，但他没有权力用行政命令强拆这片土地上的建筑——当他们能越权时，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们的权力边界客观上很模糊，或者说，他们有意让这个边界变得模糊。

    2013年，几十年的劳教制度被废除。这一决策里我们看到就是政府对社会管理“边界”的重新厘清和承诺恪守。而负面的例子也有，比如怀胎孕妇被强制引产，土葬的农民被强制火化。我们仅从这两件事的字面上，就可以看到权力越出边界的可怕性，更深层次地说，这种越界不仅是对普通民众的伤害，也是权力的严重自残——失去行车线的约束，没有方向盘的疯跑车辆，后果只能是车毁人亡。

    当然，出于千年以来“怕官”的传统思维，一张权力清单并不能药到病除式地完成权力公开这个命题宏大的改革。但是，只要上了正路，就总会到达胜利的终点，这一点，我们应该有信心。

    3、公民的边界：“负面清单”

    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者和实质上的主人，“公民”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公民因为自身的地位和贡献而拥有天然的权利，当然，这个权利也并非没有边界。但是，和“权力边界”相比，一字之差的“权利边界”，却有截然不同的范畴。

    对权力来讲，是没有被允许的，你不能做；而对权利来讲，则是没有被禁止的，你就可以做。这不是绕口令，而是一个堪称现代社会根基的认知：在边界的外延上，权利天然要大于，或者说广于权力。因为前者必须被保障，而后者则必须被监督。

    在对民营企业投资经营门槛的全会精神中，出现了“改正面清单为负面清单”的说法。什么是“负面清单”？就是列出你不能做的东西，凡不在此列者，都可以去大胆做。

    显然，与列出“可以做”的正面清单相比，“负面清单”所允许的行为，容量要大得多——因为没有列出的肯定会多于已经列出的。从正到负的一字之差，是一次执政管理理念的飞跃，从“管”到“理”的飞跃。“单独两孩”政策的提出，到“普遍两孩”方向的明确，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利清单”从正走向负的节奏。

    权利边界，事实上是和法理相应的：法无禁止即可行。虽然我们已经在法律上接受了这个理念，但是从理念的接受到内化，可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可喜的是，我们已经从最高层面看到了这个决心。

    4、职业的边界：拿钱的记者和嫖娼的法官

    谈到2013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案件不得不提。抛开那些戏剧化的“反转”剧情，其中的内核更值得我们从“边界”的角度去反思：作为一个在社会中工作的人，你的职业边界在哪里？

    一开始很多人选择相信陈永洲，因为他们的潜意识里，记者都是铁肩担道义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高尚而出类拔萃者，永远只是少数。

    重温一下北京大学哲学系何怀宏教授的“底线伦理”理论：“底线伦理”是相对于较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念来讲的，后者固然崇高，但未必需要上升到自觉的地步，而前者，则不可逾越。简单说，不管人们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或价值目标，都有一些基本的规则不能违反，比如你可以不见义勇为，但是不能加害别人；你可以不做圣贤不崇高，但你不能坑蒙拐骗、杀人越货。

    不要求每一个人都行如圣贤，只要大家都能守住底线伦理，各司其职，社会的肌理就依然健康，社会就依然充满希望和活力。

    还必须提一下：一些“精英职业”的边界尤其值得重视，因为这些职业对社会有标杆作用。前面提到的记者，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公职人员、医生、富豪等等，包括张艺谋。

    与陈永洲事件影响同等恶劣的是“法官嫖娼”事件，这两个事件的主角，不是一般的社会人员。记者是监督者，法官是裁判者。他们肩负的不仅是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声望，更是社会公平的期望。如果他们能肆无忌惮逾越自己职业的边界，那么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冲击远不是一个围观摔倒老人的过客所能相比的。

    当每一个人，特别是标杆职业的从业者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边界所在，那么，“中国人最勤劳，也最不敬业”的矛盾说法就会迎刃而解（不敬业正是因为缺乏对边界的认识，勤劳只是低层次的“饭碗”需求），困扰我们的“老人摔倒难题”会渐渐远去（“不讹诈人，不说假话”应该是每一个文明人的边界），冀中星这样的人物也会渐渐绝迹（再冤屈的诉求，也应该以“不害别人”为边界）。

    5、言论的边界：治理谣言

    “微博大V”声望的全面沦落，已经不是新鲜事。而2013年，以秦火火、立二拆四为代表的“谣V”的被拘捕，依然是一件震动性的大事——很多人从“网言无忌”的梦中醒来：原来在虚拟的空间里，也并非是没有边界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虚拟空间现在已经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虚拟。淘宝上上百亿的真金白银在流动，微信两端都是有血有肉的真人在交流。无辜女生被人肉搜索生生逼死的血色案例，和秦火火“谣翻中国”的言行提醒我们：不可放任谣言，因为谣言突破了“善”和“真”这两个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边界。

    6、结语

    2013年，厘清和恪守“边界”的努力很多，并且还在继续着：肃贪抓老虎拍苍蝇、舌尖上的节约、公车的改革……越来越多类似于节假日安排、延迟退休等等公共政策的争论，其本质也是力求在“边界”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前进的道路很复杂，但只要把握住边界，方向一点也不复杂。坚持下去，相信我们一定会走得正，走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