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管住裸官”须有制度体系支撑，这个制度体系至少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严格限制“裸官”权力的制度；另一方面，及时发现和认定“裸官”的制度。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较之十几年前的版本，修订后的条例加入了“裸官不得提拔”等与当前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

    一个国家固然不能因为某人是官员，就剥夺其妻小自由迁徙的权利，但却有防范官员腐败外逃的责任。时下，一些官员把家属送到国外，自己孤身在国内为官，贪污的成本更低廉、腐败的概率更大、造成的危害更严重。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首次明确规定“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不得提拔，让公众看到了“管住裸官”的可能。

    要“管住裸官”须有制度体系支撑，这个制度体系至少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严格限制“裸官”权力的制度；另一方面，及时发现和认定“裸官”的制度。不论是广东等地禁止“裸官”任正职，还是中央明确规定“裸官”不得提拔，都是限制“裸官”权力的制度。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十分必要。但是发现和认定“裸官”的制度建设同样不可忽视，它是一切限制性规定落到实处的基础——要“管住裸官”，首先要知道谁是“裸官”。

    问题是，眼下我们发现和认定“裸官”的制度还不够健全。一方面，有关部门缺乏有效的认定手段，关于“裸官”的具体数量，“一直拿不出明确的数字”就是佐证。时下，很多地方确定某位领导干部是否“裸官”，很大程度上靠官员个人事项报告制度。该制度要求官员如实填报家属信息、家庭财产等，这里面虚报信息者众，却鲜有人因此被追责。显然，单靠官员的自觉、坦诚，很难发现“裸官”。

    另一方面，目前公众缺乏监督“裸官”的必要途径。因为信息公开不够，透明度低，“裸官”混迹于众官员之中，或小心观望，或大谈廉政，不出事很难被发现。公众所熟知的“裸官”，比如高严、杨秀珠、庞家钰、蒋基芳、张曙光等，都是出事后才被发现“他们早就是裸官”的。此前就有学者明确表示，中国“治裸”规定的最大问题，在于其“内部式而非外向型”的监管方式，未能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有待解决。

    斯土斯民情所系，寸肝寸胆当忠诚。“裸官”并不都是贪官，但其把家属送往国外，对公众所造成的社会焦虑感却委实严重。“管住裸官”，守住忠诚底线、坚定国家信仰，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这需要我们继续推进领导干部财产公示，让“裸官”裸露在阳光之下；这需要官方监管与民间监督保持密切合作，让“裸官”无处匿形；也需要我们更有效地限制“裸官”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