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的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中，经常有这样的情节：某人因心理问题或其他原因，被法庭剥夺对其孩子的监护权。法庭的规定有些已具体到要求某人不能接近孩子、跟孩子的距离必须在多少米之外这个程度。

    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法律中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所以，父母因失责而被剥夺监护权的事情很少听说。

    新华社近日报道说 ，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出台这一政策的直接原因，是近来父母失责导致儿童伤亡事件频频发生，如南京饿死女童案，贵州流浪儿童在垃圾箱内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案。

    这样说来，在未成年人家庭监护这一块，我们也要与国际接轨了？

    但是，如果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现状，就能知道，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即使能顺利出台，对一部分未成年人未必能起到保护作用。

    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5名流浪男孩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据了解，这些孩子的父母大都外出务工或忙于农事，难以照料子女，起到监护作用。因为贫困，无数打工者早就无奈地放弃了对孩子的监护权，或者说，他们的监护权早就被贫困所剥夺，广袤的农村里，无数留守儿童与年迈的爷爷奶奶一起艰难度日。

    去年年底，深圳可立克公司、德林克公司被曝非法使用童工，有关部门将这些彝族童工送回四川大凉山区，当然是保护儿童之举。谁知这些孩子和家长并不领情。虽然这些学龄儿童可以享受义务教育，但因他们的父母付不起伙食费只能辍学，出来打工，可以把钱寄回去养家，还能经常吃到肉，比待在家里吃窝窝头好。所以，有关部门对他们的解救、遣返，是想维护他们的权益，但是，在这些童工和他们的父母看来，是断了他们的生路。贫困，让这些儿童在劳动力市场上有了价格。贫困不消除，立法就缺乏基础。

    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无疑是道德之举。但是，据说童工发生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极强相关性。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千美元时，童工现象就会自然消失。美国1938年才禁止使用童工，只因当时其人均收入水平已经超过5千美元，家长不必再靠孩子打工也能吃饱，而不是道德诉求之功。这个说法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分配的公平。

    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19322亿元，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35404万人，据此，2012年中国人均GDP为38354元，截止2012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2855，这就意味着2012年我国人均GDP达到了6100美元。但是，童工现象并未“自然消失”，这是否跟分配公平有关？ 如果分配公平缺失的现状不改变，人均GDP再高，贫困地区的孩子还是要出来打工，即使你剥夺了他们的父母的监护权，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