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 中国现行法律中，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最高法院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1月21日《新京报》）

    随着社会人口流动速度加快，父母不能守在子女身边的情况越来越多，客观上影响了部分父母对子女监护责任的履行，损害了未成年人权益。严重的，甚至造成如南京“饿死女童事件”一样的严重后果，演变成刑事犯罪。所以政府出面，以行政干预的方式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对严重失责的父母通过诉讼剥夺其监护权，确实很有必要。

    需要重视的是，剥夺不合格父母的监护权容易，但剥夺之后怎么办，却是个问题。按照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文件规定，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其他人代为监护；父母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可以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另行指定监护人。问题在于，如果亲属确实有能力，也乐于代行监护权，这个问题通常在家庭内部就解决了。当监护权问题上升到司法层面，常常也就意味着，另行指定监护人可能已经存在现实困难。

    所以，要让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成为现实可能，必须强调和重视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职责，以保障在其父母被剥夺监护权之后，孩子的监护责任能够得到切实落实，不会因为父母监护权被剥夺而陷入新的困境。遗憾的是，现有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大概还不能完全胜任这样的要求。城市流浪人员救助中时有出现的暴力收容和遣返乱象，就是典型例证。这也就是说，要让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监护，社会监护体系必须完善升级。

    一方面，社会监护体系中应有必要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及时发现可能存在于各个角落中的父母对子女监护不力行为，提前介入。否则，等到发生类似儿童被饿死家中或者闷死于垃圾箱中的悲剧，即便上升到刑责追究，于当事未成年人也已经没有意义。另一方面，切实处理好父母监护权被剥夺之后孩子的监护问题，这是根本。另行指定监护人的，要对其监护责任的履行情况跟踪监管；没有合适监护人的，要合理调动有关社会资源，保障监护责任真正落实。只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社会监护体系，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才能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