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记者获悉，民政部等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中国现行法律中，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新京报》1月21日）

    父母是孩子最亲近也最可靠的人，其监护权的获得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法定责任，可谓“天赋权利”和“权利法定”的结合。而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既是一种道德义务，也是一种法定责任。然而，假若父母本身不具有履行监护的责任，未能保护孩子而且伤害孩子的话，那么就需要考虑对其监护权的重新认定与赋予，否则最后会对孩子带来巨大的伤害。

    任何一个孩子都有免受伤害的权利，现行法律的最大短板在于，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如何对监护者进行“监护”，缺乏相应的法律原则和具体标准，更缺乏相应的干预机制，大量的失职和伤害未成年人事件，也因此而被忽略，未能让孩子受到必要的保护。

    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我们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差距。一位旅居美国的华人说，以前自己在家里可以对孩子大声喝斥，但在美国却小心谨慎，原因是假若被邻居听到其粗暴的训斥孩子，就可能报警让警方干预，严重的情况下会被剥夺监护权。在国内这种情况却司空见惯，甚至连体罚也大行其道。由于相关干预机制缺乏操作性，也使得监护者缺乏监督。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应当是法制完善的题中之义。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不应有“法外之地”，也不能用道德标准去替代法律功能。当其监护者已经成为伤害者的时候，就需要通过监护权的转移和限制，让其得到及时的救助和保护，避免伤害的延续和升级，这既符合法定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建立和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当务之急是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让其早日落地，在“亮剑”发挥威力的同时，给予未成年人人性化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