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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23日,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召开“两会”。地方新一年三公经费和行政经费预算,与往年相比数字上有一定降幅。广东、北京、湖北、上海、陕西等地下降超过10%,浙江降幅为30%.但是,与公众的期望相比,大部分地区三公预算下降幅度并不大。(1月23日《潇湘晨报》)
同样的禁令之下,为什么有的地方三公经费预算能够下降30%,有的地方却只能下降5%,还有的地方甚至都不给任何降幅承诺?是因为压缩太多会影响正常的公务活动运转,还是因为根本不愿意减自己的福利、割自己的肉?既然浙江能够压缩30%,别的地方也应该有能力做到——各地方政府部门之间,要比的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取得这份成绩所花费的行政开支同样要比。
不得不说,悬殊的三公经费压缩比例,反映的是各地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上的真实态度;红头文件写得再长再好看,如果三公经费预算不给力,那都是“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考核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工作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三公及行政经费能够省下来多少钱。纸上的厉行节约走不进三公预算,给人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光说不练”,当然会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当然,之所以很多地方在三公经费预算上相对宽松,可能是为了留出富余量,好在三公经费决算时,有一个漂亮“政绩”——比如,地方晒“三公”决算时,总能看到“节约多少”云云。可是,预算给多了自然有结余,何来节约之说?预算软约束是当下通病,建立在预算泡沫基础上的“节约财政资金”,对纳税人而言徒具观赏性;对政府部门却不一样,预算编制越宽松花钱越舒服,不仅能满足各种私利,还能轻松获得“节约”的政绩。
站在公众立场,纸上的节约规定常常被幕后消解阳奉阴违,因而更多只是一种节约的幻觉;从预算开始的三公经费大幅压缩,才是真刀真枪的实质性动作——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也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三公经费预算是限制政府乱花钱的关键步骤,禁令也好规定也好,都应该从不同的纸上,走进三公经费预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