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当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应付式”清理。为应付上级，某地局长、副局长搬到处长办公室，处长搬到科员办公室。

    “清房改革”遭遇“应付式”清理，一点也不出意外。“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下级糊弄上级，逃过系统监管，是一个千古皆然的公共治理难题。即使到了今天，八项规定政令如山，瞒天过海现象仍此起彼伏。一方面是制度执行者的思维定势使然，一项规定出来，一些基层官员不是把心思放在如何执行上，而是如何巧妙规避；另一方面，也与制度疏漏有关。譬如政令失于粗疏，不够精细；或者回应性不够，重禁令轻监督，等等。

    具体到“清房改革”，不仅要进行存量改革，更要重视增量改革。与公车改革、公款吃喝治理等相比，“清房改革”显然要复杂得多。按规定，领导干部退出超标办公室，退下来的办公室怎么办，总不能单间出租，或者拍卖吧？除非能腾出一幢办公楼！如果闲置不用，也是一种浪费。对于已经建成使用、不能撤出的办公用房来说，清理的象征意义大于现实意义。因此，“清房改革”要着眼于未来。

    “着眼未来”的含义是，对新建办公用房，一定要严格按标准进行，不能再走“违规—治理—再违规—再治理”的老路。其实，规矩已备，《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实施有好几个年头了，问题在于执行——“标准”出台之后，超标办公楼仍如雨后春笋，说明了什么？规则不被尊重，部分原因在于公共管理失范，明明超标的建设方案也照样通过各层审批，事前约束失效；部分原因在于违规成本太低，纵观媒体频频曝光豪华办公楼，大多新闻都“烂尾”，因此受到追责的官员并不多，事后监督失灵。办公用房建设，要从事前约束与事后监督两方面着手，两手都要硬，才能有效防止新建办公楼超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