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开始推动改革的艰难、迟滞不前，到现在的部分地方启动试点，无论是发放高额车补，还是公车贱价拍卖，都会引发一些质疑

    2014年初，五粮液集团落下国有企业公车拍卖的“第一槌”；沈阳市大东区首批拍卖121辆公车；一些地方公车司机开始辞职改行……一些地方公车改革迟滞不前的情况正在好转。不过，新一轮治理中又面临新的问题，国有资产如何卖得合理，改革程序不够公开、拍卖流程不够完善，个别地方的“应付式改革”亟待纠偏补漏（2月25日《新京报》）。

    一直以来，公车改革都是公众舆论高度关注的焦点。从一开始推动改革的艰难、迟滞不前，到现在部分地方启动试点，无论是发放高额车补，还是公车贱价拍卖，都会引发一些质疑。

    那么，以改革之名推进的公车治理，为何总是会遭遇质疑，甚至被公众认为是公车问题的“次生灾害”呢？

    首先，这些年来，在公车管理上由来已久的缺乏公开透明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难觅真相。以保有量为例，民众很难知道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乃至国企真正的公车数据。舆论呼吁了多年的“三公”经费公开，也缺乏实质性的进展，很多单位部门要么闭口不谈，要么只是公布一个笼统的数目，真实情形永远在沉默之中。

    今年年初，五粮液集团启动公车拍卖程序，且不论其程序是不是合理，信息披露是不是充分，仅就其拍卖的公车数量、车型而言，已经足够让人惊讶。一次即拍卖343辆，而且还有两辆豪华悍马，这样的浪费确实惊人。而沈阳市大东区开拍的首批公车，也不乏起拍价达68万元的进口豪华越野车。窥斑见豹，难免公众产生遐想，原来公车上的浪费居然有这样严重。而如果公众只能从拍卖会上去猜测、想象政府的公车浪费，不免悲哀。

    其次，即便是在具体的改革制度设定上，时下已经进行的公车改革也难尽如人意。以拍卖而言，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内部人员廉价获取淘汰公车；起拍程序不对社会公开、有暗箱操作嫌疑；车辆相关信息不透明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公车改革的成果，甚至还被认为是变相贱卖公共资源。

    还有，一些地方推行的车补政策也屡遭质疑，用于官员身上的过高补贴，也有变相增加干部福利的嫌疑。比如，温州车改正县实职每月最高补贴3100元，杭州市正局职位车补每月2600元，宁波市正局职位每月补3000元，广州市天河区正局职位每月2800元……人们质疑，这些级别的官员会不会一方面继续使用公车，另一方面却享受高额车补？

    凡此种种，尽管有论者坚持认为，改革总比不改革为好，凡事不能过于苛求。但是，任何动机良好的改革都应该有必要的过程控制，不能放任自流，更不能以改革之名，行利己之实。公车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影响了民众的信任，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若是听任新一轮车改沦为自娱自乐的游戏，民众又怎么可能为这样的改革喝彩？

    改革公车，根本上是在褫夺官员的现实以及预期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公车改革即是一种“自改革”，非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不可能取得寸进，更不能真正取信于民，长远看，公车改革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拖下去了。因此，当此之际，应该周密谋划部署，并问计于民，切实搞好这项工作，不能走偏。

    具体而言，在公车治理的问题上，彻底的公开是关键。不仅要规范拍卖程序，征询民众对于车改方案的意见，让具体的改革措施曝光在阳光之下，接受民众质询、监督，还要从本源上搞好公开，将单位部门的公车保有量、车型、经费使用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唯有彻底的公开，才能产生有效的监督，也才能真正实现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