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让红头文件比法律管用，这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

    4月16日，有湖南网友在红网发帖称，湖南省双峰县县委、县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请求”将涉嫌收购25根象牙的犯罪嫌疑人李定胜取保候审。网帖称，双峰县企业主李定胜在被抓后，曾用关系找县政府的干部私下说情。该红头文件“请求”李定胜取保候审的理由是，如果不放人，会影响企业发展。（4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发红头文件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如此荒谬的做法，笔者还是头一次“领教”。让人不解的是，地方政府为何要为商人讨这个人情呢？他们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利益勾连？

    “如果对李定胜进行长期羁押，势必影响该项目的正常投产，进而影响全县。”细究红头文件中的白纸黑字，表面上是一种请求，实质是公权力的滥用。这种行政干预司法的行为，不仅僭越了法律红线，还稀释了政府公信力。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让红头文件比法律管用。在依法治国的框架下，这已是无需赘言的共识。然而，这份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的红头文件，明显裹挟着浓郁的行政意志，实质在暗地里跟法律较劲。

    遗憾的是，这种行政干预司法现象，在实践中仍不同程度存在，并严重影响着司法的公信力。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领导为“保护”当地企业，明示或暗示法院系统怠于执行外地法院对于本地企业的判决书、裁定书，导致外地企业即便赢了官司，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法律白条”。行政干预司法的背后，有相当复杂的经济利益链条，想斩断这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绝非易事。

    无需强调的是，不能让红头文件架空法律制度。红头文件代表着公权力，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强制性。地方政府滥用红头文件，不排除是权力“媚商”，抑或是权力“敛财”。毕竟，如此大费周章为商人出台红头文件，实属罕见。

    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这份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的红头文件，无不透出一种行政干预司法的“霸气”。先是“作为农民企业家，确实是不懂法而不慎犯法”的委婉求情，接着道出“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不稳定事件”的严重性，最后是“如不能在今日给李定胜办妥取保候审，不仅会对本企业集团造成致命打击，也会给相关企业造成重大损失，将对双峰甚至娄底的经济发展、财政税收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威逼……这哪里是请求，分明就是一纸“要挟放人”的檄文。

    正因如此，有必要从制度上加强对行政权力监督与制约，斩断行政干预司法的黑手。

    红头文件作为地方政府、政府部门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现实当中红头文件违法、打架的现象屡屡出现。就拿“双峰县发红头文件为嫌犯请求取保候审”事件而言，这显然又是一桩典型的“行政干预司法”案。在任何国家，司法独立都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础。这些年，行政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戕害，我们还见得少吗？因此，司法程序不应有行政干预，必须确保司法特有的独立与公正。

    说到底，每一个人都应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之于红头文件，更应当受制于比它更高的法律和法规的约束。毕竟，它所关涉到的是社会每一分子的行为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头文件绝不能僭越法律红线，这是一个法治社会的最起码的要求。由此而看，干预司法的红头文件不仅要及时予以制止，那些让红头文件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公权力，也应一并纠正，将其关进制度的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