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正成为拉动内需和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引擎。然而，一些地方却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据媒体报道，在一些沿海地方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中，部分城市居民把城市户口反迁回农村，浙江义乌出现公务员竞相“当农民”。某些城市更是在“农民进城”中利用居住证制度设置学历、技能等新门槛，或者存在只改变户籍、未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福利水平的“空转”现象。

    当下，当许多人还在为“农转非”挤破头而一筹莫展时，某些地区却出现“逆城市化”浪潮，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从本质而言，是选择在城市还是在乡村生活，这是个体的自由和权利，“逆城市化”本身也不足为怪。以美国为例，当其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迫于人口拥挤、环境污染、交通堵塞、住房紧张等“城市病”困扰，一些富人和中产阶级开始向往更加清新的空气、优美宜居的环境而相继搬离城市入住乡村。随着周边配套设施的不断健全，富人和中产阶级所带动的新型小城镇和卫星城也不断兴起。可以说，城市人口向乡村和小城镇回流，这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

    反观我们现在出现的“逆城市化”趋势，本质意义上是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可以说这是一种“伪逆城市化现象”，其背后的推动因素并非是生态环境和舒适空间，而是暗流涌动的利益和福利。一边是“望城却步”的农民：户籍制度多年来构筑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农民难以在社保、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与真正的城市居民平等，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和制度保障，长期流动式的生活，使得他们在城市找不到真正的位置和安全感，一只脚刚踏进城市门槛却又想缩回来。另一边是“侵蚀利益”的伪农民：他们将城市户口迁回农村，借以户口之名的掩护，妄图从城镇化进程中的拆迁和土地补偿中获取暴利。这些赤裸裸的逐利者，势必会侵占农村集体资源和挤占农村居民的既得福利。

    由此看来，“逆城市化”是固有的户籍、土地、财税等制度催生的利益之争和福利之困。多年来依附于户口层面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打破，尤其是有关社保、财税、土地、教育等方面的配套制度不及时跟上改革步伐，农民就难以享受到应有的公共服务，进城也会出城，甚至弃城。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制度规则的制定，不有效堵住“非转农”的政策漏洞，就难以让逐利的“伪农民”出局。显然，“逆城市化”倒逼的新一轮户籍、土地、财税等深层制度改革势在必行。新型城镇化带来的改革红利，是否能够真正厚惠于农民，亟须我们在制度层面进行更深层次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