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陈竺院士和环保部王金南研究员等专家，近期在国际医学界最权威的《柳叶刀》杂志上发文称，中国每年因室外空气污染导致的早死人数在35万—50万人之间。这一数字远远低于《柳叶刀》杂志于2012年12月14日发表的《全球疾病负担2010年报告》的评估，该报告提出，2010年中国因室外PM2.5污染导致120万人早死以及2500万年寿命损失。

    室外空气污染导致35万—50万人早死的结论依据，来自于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环保部门，而《全球疾病负担2010年报告》则是由50个国家、303个机构、488名研究人员历时5年共同完成。单从数字上看，两者对于空气污染的危害性判断存在很大差距。

    两种说法的专业分量都很足，采用不同的统计口径都可能很专业，但也存在高估、低估的争议。于是，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难以判断两份报告哪个更可信，但呼吸难受，看着漫天灰霾，这是五官可以感受到的，不需假借数据。

    往往，在公共领域，研究机构尤其是权威机构、专家给出的结论，在决策中产生关键性作用的可能性很大，这就使得学术争论的意义超越了科研本身。科研讲究精确、严谨，但科研有它的设定方向，有时候，这种科研方向不是基于科学自身的假设与命题，而是基于服务决策、为决策背书的需要，于是，专业分量很足的科研可以同样充满主观色彩。问题正在于，如果公共决策与科研成果演起了双簧，社会治理领域，公众就完全发不上话，这种现象就值得警惕。

    以对雾霾成因的研究为例，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等研究单位的专家就曾给出过不尽相同的答案，涉及土壤尘、燃煤、生物质燃烧、汽车尾气与垃圾焚烧、工业污染、二次无机气溶胶等因素，所占的比例大小也有不同说法，至今没有定论。那是不是雾霾就不必着急治理了？雾霾治理从哪个地方入手，采用何种手段，这需要科学研究提供思路与参考，但决定下大力气治理雾霾，提升紧迫感，首先取决于公众的切身感受。

    公共决策服务普通人的生活，照顾常人的一般感受，即如大家无法忍受如此空气质量的情况下，不必还要等着科学报告敦促政府部门拿出治理手段。而科研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不断试错与纠正都很正常，如果决策动议以科学研究为出发点，那么，不同的科学结论，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决策方向。譬如，如果汽车尾气被认定为雾霾主因，那么加强对汽车限行、限号的讨论是否有可能再成热点；而如果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问题主要出在化学燃料的燃烧上，则油品质量升级的压力也可能加大。正是存在这种科学的复杂性，无论决策出于何种目的考虑，都可以找到“科研依据”。

    空气污染究竟会导致多少万人早死，细节和数字上的差异都不能回避人们的生命健康正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事实。2013年，全国多个区域集中爆发的持续雾霾天气，灰蒙蒙的天空，就是笼罩在中国人头顶上最大的阴影。在具象的感观体验面前，科学的严谨和数据的精确性不足以“扭转”如此糟糕的生活感受。我们的健康可能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这就是最直观的社会焦虑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