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一下雾霾的根源，天灾与人祸相比，人祸应多一些。虽然党中央一再强调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但一些官员盲目崇拜GDP，只顾眼前利益，一味追求显绩，将先发展后治理奉为真理，一些地方政府无视科学发展观，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结果欠下一大堆环境债

    过去的2013年，雾霾天气肆虐全国，创下世界雾霾面积之最，平均雾霾天数也创下历史新高。随着公众认知水平的提高，雾霾已经成为谁也无法摆脱的“公敌”：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在GDP数字不断翻番的同时，我们也造就了“生态赤字”和“健康赤字”，现在到了不得不加以治理的阶段，否则将引发更大规模的生态危机。

    一份名叫《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最大的500个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空气质量标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之中，有7个在中国。面对着雾霾笼罩下的大地，人们不禁要问，人类生活环境恶化了，还要经济发展何用？面对雾霾常态化的趋势，部分媒体挖掘出了其中的“正能量”——“让中国人更团结、更平等、更清醒、更幽默、长知识”，“在战场上，雾霾有利于防守方的军事行动”。这或许是一种乐观主义态度体现，但可以肯定，大多数人看到想到的更多是其巨大的破坏性。

    应该说，大家都认识到了治理大气污染的紧迫性，但仅有这些远远不够。深究一下雾霾的根源，天灾与人祸相比，人祸应多一些。虽然党中央一再强调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但是有些官员仍然将其抛之脑后，我行我素，一意孤行。一些官员盲目崇拜GDP，只顾眼前利益，一味追求看得见的政绩，将先发展后治理奉为真理，一些地方政府无视科学发展观，不愿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结果欠下一大堆环境债。思想决定行为，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行动。

    雾霾可怕，更可怕的是脑子被雾霾蒙罩，唯利、唯上，导致政绩观扭曲。在长期的“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中，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捞取”政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地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必要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从源头上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问题还在于，GDP崇拜虽然屡屡遭到舆论批评，但官员绩效考评却没有根本性改变，地方政府仍难走出“唯GDP论”这一怪圈。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政绩，考察政绩的主要依据是GDP，这种模式导致了不计成本地发展，后果是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在资本与权力的支配下，偶尔爆发的环境危机，也是不痛不痒地进行处理。能够隐瞒的就通过各种途径隐瞒，实在不能隐瞒的就找几个“替罪羊”回应一下公众情绪。就这样，环境债越积越多，最后“霾行天下”积重难返。

    先治治脑子里的“雾霾”，把扭曲的发展观、错位的政绩观彻底转变过来，乃是当务之急。要建设美丽中国，最根本的仍需政府带头，从严治吏。要强化对“一把手”的环境责任考核，真正实现一票否决，加大环境违法处罚力度，直至追究刑责。让人满怀期待的是，中组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明确表示选人用人不以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论英雄。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为了子孙后代，但愿GDP崇拜能够真正被清除，但愿扭曲的政绩观能随雾霾一同散去。

    当然，治理雾霾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你我他”都不应该置身事外。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吉登斯悖论”，指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污染尽管看起来很可怕，但许多人不愿意行动起来。比如，虽然雾霾天气越来越严重，但街上跑的SUV越来越多。因此，作为个体的我们，在要求政府、企业有效作为的同时，也需要扭转固有的生存观，履行好自己的环保责任，真正把崇尚“低碳、绿色、环保”变成一种行动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