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省金堂县赵镇弯弯街批发市场一家主营副食的店铺，记者发现既有正品的大白兔、徐福记，也有山寨的“小白兔”、“徐记”，包装极其相似。店主告诉记者，商品主要销往农村，山寨的七八块钱一斤，正品的二十四五块钱一斤，掺在一起卖，不容易看出来。春节临近，记者下乡走访，发现不少假冒伪劣商品藏身农村集市商店，坑蒙农村消费者。（1月19日《人民日报》）

    农村假货或山寨商品现象，实已触目惊心，比如“康帅傅”顶翻了“康师傅”；再比如“小夭鹅”没准比“小天鹅”飞得更远：“阿尔脾斯”直接代替“阿尔卑斯”……等等。假货“大举下乡”，不仅是监管的悲哀，也是社会公平的悲哀。作为社会整体的重要部分，农村和城市一样，都应该充分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然而，事关亿万农村人口的“假货下乡”问题却未能引起充分重视。城市孩子们可以乐呵呵地喝“娃哈哈”，农村孩子却只能喝到可能损害健康的“娃恰恰”，这无论如何也不能体现公平享有公共保障权利的本意。

    农村人并不比城里人“低三分”，为什么监管者的眼光始终不向下？多年前就已呈泛滥之势的农村假货现象，为什么不能聚集更多的关注和目光？多年来，一些地方鲜有一次专门针对农村假货的打击行动。关爱农村，并不是仅仅让农村和农民富起来，还应该关注农村人口的生活品质、文明程度和能不能同等享受到社会发展的红利。

    农村处于社会文明的边缘，也往往游离于现代化监管手段之外。农村有更庞大的消费人群和获利市场，这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假货下乡”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纠治的理由。农村人口是社会人口的一部分，农村孩子同样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对于城市孩子的食品安全严防死守，对于农村孩子的食品安全隐患却熟视无睹，这不是一个负责的态度。

    农村是产品质量安全的末端，也是最容易出现食安问题的薄弱环节。有数据资料显示，目前社会上的假货和伪劣商品已经有半数以上销往农村市场，其已成为假冒伪类产品的“重灾区”。因此，无论从对公众安全负责的角度，还是为广大农村市场负责的角度，对于已极为严重的“假货下乡”现象，有关部门不能再这样无动于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