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大打车软件贴身肉搏，监管部门也坐不住了。一则“出租车司机只能使用一款叫车软件”的消息备受关注。记者从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获悉，此规定只是不许司机同时使用多款软件，与电商竞争无关。对于不听劝阻的司机暂不处罚。

    打车软件风靡以来，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打车软件公司之间竞争白热化也带来了监管难题。不过，北京交管部门此次的出手“劝阻”，更像是一次善意的提醒，而非“妈妈再打我一次”——处罚。相比深圳等地的一度叫停和封杀，北京一直对打车软件有着“同情之了解”，对之网开一面。一度有媒体赞之为打车软件的“北京经验”。

    如今打车软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的哥用多软件抢单多得补贴，二是软件分散的哥注意力，引发安全担忧。对于这两大弊病，的确需要规范和提醒。相比交管部门的口头提醒，技术改进可能更管用。的哥用多软件抢单问题，其实是一个技术的漏洞，至于软件分散注意力，通过技术手段解决也应不难。至于安全问题，法律有明文规定，司机开车时不能打电话、发短信以及有其他操作手机的行为，这不仅对打车软件有效，对任何司机都有效。

    公众的担心主要在于，新生的打车软件“挨打”还不够，甚至再次被封杀。打车软件崛起的过程，很像当年的支付宝、快递“三通一达”以及时下流行的微信、余额宝。它们都是“互联网思维”的产物，也是民营经济活力的代表，更是经济转型的先驱。“互联网思维”的精髓就是商业民主化，核心价值是开放、平等、互动、合作。支付宝瓦解了传统商业，“三通一达”打破了邮政独大，微信冲击了电信业，余额宝则挑战了巨无霸银行。算来算去，出租车行业也该到了引入几条鲶鱼的时候，相比官方打车软件“订单为零”，民营打车软件的火爆说明消费者用脚在投票。

    有专家称打车软件破坏市场公平，呼吁政府强势介入，这说法并不得要领。可以说，面对高层持续关注的老百姓打车难问题，只靠官方调价听证——这一上面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应运而生的民间打车软件——这一下面的“对策”，也是一种智慧的体现。如果上面的“政策”与下面的“对策”形成合力，解决打车难会省力得多。

    我想，个别地方对打车软件施以重拳，多是源于垄断即将被打破的恐惧。伴随着互联网思维的普及，那些靠垄断、或者中间环节获取超额利润的企业形态必将消失，时代大势使然。因此，对于新经济的管理，对于经济转型的思考，都需要有互联网的思维。如不久前《新闻联播》头条——互联网思维正在改变中国制造业，政府的决策和管理自然也不能落伍。就打车软件而言，一味地踩刹车并非上策，法律规章和市场监管快马加鞭，赶上互联网的车轮方是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