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沪离婚率继续走高。据最新数据，去年上海协议离婚夫妇6.1万对，较上一年度增长近四成，北京和天津的离婚登记数量去年也较2011年分别增长了65.2%和52%.有专家分析，从2011年开始，大城市离婚数抬头，这与当年各地开始执行的房市限购政策不无相关。

    除了房产限购政策外，2011年修订《婚姻法》后有关房产分割的司法解释也引起了忧虑，被指为离婚推波助澜。从2011年之前，中国整体离婚登记数保持平稳增长，到2011年之后的突然高企，政策影响似乎难以被忽略。

    然而，即使剔除限购令等政策因素，中国离婚数量连续8年增长、稳居世界第一已是不争的事实。无论以何种方法计算，中国的离婚率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高位。这也就意味着，离婚率走高虽与限购等政策因素有关，但并无直接因果关系，反而更多地源自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交往模式的变化。比如“闪婚”、“闪离”现象频频发生，原来比较稳定的中老年夫妻，“熟年离婚”的数量也在增多。社会的婚姻观与家庭观在发生变化，这与整个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有着紧密的关系。

    离婚率走高，既反映了人们的自由度和隐私权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又是关系社会稳定的指标之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在任何时候，维系一个稳定的家庭价值观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所以，在面对中国式离婚高歌猛进时，还是得回过头来厘清政策面的影响。

    棒打鸳鸯的政策不会是好政策。不过，鉴于实际上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夫妻是为了绕开“限购”选择离婚，所以对于以上政策的诟病难以落到实处。除非取消类似一户家庭只能买一套房的限制，才能通过观察离婚登记数增长是否恢复到原有水平，来透视“限购令”在中国式离婚中的作用。但是，鉴于房地产市场的现状和政策的延续性，我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测试”。唯一可做的，就是在政策制度上堵住“假离婚”的漏洞。一些地方为此陆续出台了限制举措，比如规定离异人士属于单身、离婚者一定时间内不得购房等等。不清楚这样的应对能否遏制“假离婚”，但是“叠床架屋”的政策门槛显然无助于让人们从根本上扭转错误婚姻观。就在最近，还闹出为了迁户口，女儿嫁给父亲的咄咄怪事。

    说到底，这还是一个需要“双管齐下”才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中国家庭需要与低质量的婚姻价值观“脱媒”，让婚姻回归其本质。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时，还是要考虑全面，减少行政手段与家庭直接挂钩，尽量避免人为制造“离婚”的理由，让婚姻对家庭的责任与家庭财产收益之间避免形成冲突关系。换句话说，应该让婚姻能够产生更多财富，而不是损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