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里，两会代表委员热议雾霾治理，提出了不少有见地的建议，也道出了一些掷地有声的话语。诸媒体将其提炼，做成报道主（标）题，读来颇为令人感奋，兹举三例：“雾霾GDP”应该算白干；决不能牺牲青山换金山；压缩当家产业，以显治霾决心。

    现实已经严峻到什么程度？全国人大的新闻发言人傅莹回答记者提问时有一个概括：雾霾现在已经成为一些城市的标志性难题，而且范围还在扩大。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透露的具体数字，仿佛就是给这些“标志”的一个注脚：在去年全年监测的74个城市中，只有3个达到了新实施的空气质量标准。我们确乎已经被污染逼至要“宣战”的地步。另据全国政协披露，各民主党派今年继续“盯紧”雾霾，八大民主党派中有七个提交了治霾相关提案。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治霾提案更关注具体的治理措施。

    的确，眼下对于雾霾防治，意义无需多言，狠话也已放了许多，关键要看能够采取什么对路、管用的“狠”手段。去年两会，农工党中央以党派提案形式聚焦灰霾问题，提出“亟须将PM2.5纳入各级政府绩效考核”，此一建议已获采纳，并体现在国务院下发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与之紧密关联的是“空气质量排名”，即规定国家每月公布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和最好的10个城市的名单，各省（区、市）要公布本行政区域内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排名。

    然而，国家级的空气质量榜只涉及20个上榜城市，不及全国城市数量的1/30，想来其所能起到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有限，且奖励和问责机制也有待明确，难以较快实现“倒逼治理”的愿景。面对一系列久治不愈的环保难题，我们一方面寄望于已在进行中的环境保护法的修订，重典治污，让排污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不妨也考虑一些现实的可操作路径，即利用好社会经济转型契机，强化政绩考核的绿色导向。

    譬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提出，对各省市承担的治污责任要合理量化并动态监控，探索环境保护行政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督促地方政府定期递交空气环境标准的执行细节。在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可采取联合审批制度，避免地方政府仅考虑本地发展情况的短视行为。而全国政协委员许进建议，在建立更加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之前，对于GDP的构成加以区分。对于国务院限制发展项目产生的生产值单独统计，不列入地区生产总值。对于在国务院颁布限制发展项目清单之后上马的项目，其生产值不仅不列入地区生产总值，还要在地区生产总值中作惩罚性扣除。

    这样，方能制止那些只顾政绩，不顾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官员千方百计地建设污染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