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内经济活动的恢复，居民消费也在稳步回升，但需求端的恢复程度仍然明显不及生产。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疫情下的家庭在“报复性”储蓄而非消费。进一步刺激消费有赖于中长期举措，严控多套房房贷、适当放宽青年消费贷的申请条件以及对低收入群体实施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可实现消费的稳定回升。

　　房子是我国家庭资产当中最重要的一项，家庭负债也主要集中在住房贷款领域。2013-2019年住户部门消费贷款增量中有61.4%来自个人住房贷款增量。进一步来看，城镇地区的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贡献了主要的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长，仅2017年至2018年，家庭多套房上的住房贷款占比从62.9%上升至65.9%，远超过首套房上的住房贷款。居高不下的住房负债尤其是多套房负债严重挤压了家庭的流动性，进而挤压了家庭消费。坚持房住不炒是中央一直以来不断重申的定位。当前，疫情之下某些地区的房地产市场政策略有放松，但房住不炒理念还要坚持不断增强加深，尤其是要严控多套房房贷，才能释放家庭流动性，进而促进消费。

　　消费贷也可以成为促进家庭消费的有利举措。年轻群体收入较低但消费较高，目前还有部分青年群体的消费贷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数据显示，年轻家庭的户均消费高达13万元，远远高于全国的6.7万元。一季度疫情之下，消费贷市场的供需错配更为明显，年轻人消费贷需求在增加，但他们自己判断获贷难度也在增加。笔者认为，在风险可控基础上，可放松消费信贷机构杠杆率的限制，对这部分群体允许一定不良率，加大对市场流动性的支持，促进中长期消费增长。

　　此外，居民收入水平是居民消费最重要的基本面。要让家庭有能力有意愿消费，就要提高家庭收入。社会整体平均收入水平是社会整体消费的基石，主要依赖经济增长。但在既定经济发展水平下，收入分配格局会决定整个社会的消费水平。要尽可能地增加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就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

　　目前政府已经采取将受疫情冲击较大的困难人群纳入低保、增加临时价格补贴、发放消费券等方式，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和实际购买力。但这样一种临时性小幅度现金补贴不足以改变整体收入分配状况，难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

　　根本上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需要着眼于建立长期的大规模现金转移支付制度。此次疫情，一定程度凸显了对中低收入家庭现金转移执行时瞄准和发放困难问题，使得政策意图难以及时实现。2018-2019年度的个税改革更深远的现实意义是建立起了开展下一步个税改革的“基础设施”——居民收入和支出申报系统。在此系统基础上，实施更具普惠性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具备技术条件，让包括月收入5000元以下“零”个税居民也通过填报该系统，享受疫情专项现金补贴，并在疫情后建立起长期稳定、激励相容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负所得税制度。

        （作者是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