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我到北京某公正处做委托公证。公证员要求我提供电子版委托书，我说没有，她说她有，但要收代书费，每页纸50元。我感到很纳闷，找办公室工作人员理论：“同样的电子版委托书，反复为办事的人提供，反复收费，这合理吗？”一位像中层领导的人解释：“收代书费是为了方便百姓的特殊需要。”“我没有特殊需要，只需要规范的电子版委托。收取200元公证费，难道就没有提供规范的电子版委托书的义务？”最后，那位像中层领导的人来到公证员身边，悄悄说了几句话，免收了代书费。跟我一起去办事的小伙子说：“要是你不去理论理论，恐怕又要多花两三百块钱。”

    10月16日，《河南商报》报道称，郑州市准妈妈张女士于今年3月怀上头胎，4个月内跑了社区近20趟，仍未办下准生证。此事报道当日，有关部门就作出回应，称已将生育证发放到张女士夫妇手中，并表示歉意，同时对社区负责办理生育证工作人员给予停职处理。

    4个月办不下来的准生证，一经报道，当天就办了。在不违反现行政策的前提下，为什么办个准生证竟让民众费尽周折？到底是哪个环节在刁难民众？为什么要刁难民众？如何让民众跳出“事难办、一报道、马上办”的怪圈？

    “事难办”的背后，似乎总有“潜规则”的影子。在郑州准妈妈张女士的遭遇中，有一个细节：张女士住百文花园小区，因为小区的开发商“没有跟办事处对接，现在街道办不管这个小区的事”。何谓“对接”？从小区楼管员怕办事处的人“谈办公房的事”可以看出，因为小区没有为办事处提供办公场地，所以不愿到办事处为居民做证明人提供方便。

    小区开发商是否与办事处“对接”妥当，原本与小区居民无关，结果却衍生居民“事难办”。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小区开发商为办事处提供了办公房，是不是居民的事就好办了？到底是依据哪项权力，让办事处在明里暗里要让开发商提供办公房？

    能够为民办事，在一些人眼里，往往代表着“权力”。除了“潜规则”外，往往还有“显规则”。比如，有网友就称：“我买房要首套房证明，亲戚帮忙办理的，办证明可以，盖了两个印章，一个印章一百块！”无论是明里“吃、拿、卡、要”，还是暗里“斗法”，都指向一个方向：只有约束权力“为所欲为”的念想，民众办事才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刁难。

    权力到了个别人手里变得“为所欲为”，其实也表现为给关系、人脉提供“无微不至”的便利。一些精明干练的人，在向人传授处世经验时，往往会提到“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实际上，这在向人暗示：在中国，无所谓“难事”“易事”，只要有关系，什么事都好办。

    比如，对中国人而言，户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可是个别人却能通过关系、人脉弄到甚至倒卖“假户口”。一些见怪不怪的事，打通关系、人脉却能如同探囊取物、手到擒来，这反而刺激公众相信人脉、崇拜“圈子”的不良心态，于是，凡事放着正道不走，偏要想方设法拼关系、“走后门”。

    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巨变。现代化，不光意味着高楼大厦、道路四通八达，也不光意味着衣、食、住、行的现代化，也包含着权力运行方式、人的行为方式的现代化。此前，曾有地方政府向社会公布“权力清单”，表明着力打造服务型政府的坚定决心。如何依照“权力清单”，让民众方便、快捷办妥事关切身利益、合理合法的事情，也是检验行政效率的重要一环。

    人口众多，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人多了，要办的事情，需要政府职能部门为民众办的事情，自然也就多了。如何防止难办的事情出现“累积效应”、让民众不时感慨“事难办”？这一方面需要规范权力运作方式，另一方面也要引导民众依照透明规则，习惯于“走正路、办正事”。

    在一些大企业，笔者曾见过一些“办事流程图”。比如，员工要去运动场健身，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该干什么、如何干，图表上标注得清清楚楚。民众到政府职能部门办事，什么时候也能看到一张张“办事流程图”，明明白白办事、免受这样那样的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