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井底人”王秀清的新闻并没有随着他“重见光明”而结束。在最近一期《面对面》的采访中，他坦言从来没有主动申请过农村低保。在被问及为什么不去申请时，王秀清表示老是找政府给别人添不少麻烦，“我感觉我没本事，给政府带来很不体面。我媳妇就说：别找了，别给政府添麻烦。”

    王秀清“别给政府添麻烦”的这个想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他只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蜷缩在社会角落里。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疑惑，更像整个中国当前的精神处境。

    “维权”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个存在于激进新闻里的词汇。相对而言，稳妥是许多人的思维定式，求稳也是整个社会给人的整体印象。“以和为贵”的“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竟演变成了当代犬儒主义横行的堂皇托词。有些人一直在哀其不幸，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怒其不争。

    一方面，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王秀清的观念是错误的。在明知道有保障可循的前提下，他从未尝试去寻求救助，理由只是怕政府不体面，更多的是对自己生存现状的一种认命。在生活里，他可以是一个社会上的弱者，但绝不该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和本该拥有的保障制度。制度是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底线，它本职就是负责救助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们。如果连自己都丧失了争取权益的念头，一次两次可能因为媒体猎奇得到救助，长此以往，别人哪里还有这么十足的劲头帮忙维权呢。

    另一方面，“井底人”被曝光，也给城市光鲜的面子戳了个洞。这件事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底层的阴暗角落，同时更让人们看到了城市发展中不可回避的困境。“井底人”暴露的是整个中国贫民区的切实存在，这与农村旧城区的凋敝、乡镇居民涌入城市密切相关。如何处理好这些人力资源带来的副作用，不是给一个政府添不添麻烦的事情，而是政府的职责所在，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王秀清之所以有这种“别给政府添麻烦”的想法，正是人们习惯性认为，政府部门是管理者，社会上的大事小情，由政府不同部门分别料理，实在是不敢麻烦。但同时忽视甚至遗忘的是，政府更重要的一个属性是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人们交了税，就如同一个大家族聘用了一位管家。这位管家是靠税收吃饭的，它提供的“管理”功能，也是种“服务”项目。决策的主动权应该在社会群众的“主人”手里，而不是一切由“管家”说了算。

    资中筠先生在她的新书《美国十讲》中说，我们对任何一个国家的评价，都要衡量老百姓过得怎样，而不仅仅是国家利益与得失，不提强弱，好的政府就是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类似的，著有美国政治观察随笔集《民主的细节》的刘瑜也认为，一些西方国家在提供公共服务、基础设计和执法力度上，有他们强悍的一面。但是，在处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国家机器的“镇压、审查”功能，又有其“弱”的一面。他们整体的强大，是依靠公民社会的壮大。

    而我们的现状是，这位“管家”也许当家太久了，模糊了自己职位的应有之义。很多时候不见服务意识，只闻管理条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甚至还把自己与百姓对立而视，像前不久河北某镇书记大放厥词，称“老百姓给脸不要脸”，层出不穷的爆出的这些官员雷人语录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权力示威。“管家”忘记了评价的初衷是“百姓过得好坏”而非“国家机器的强弱”。偏离了本真的评价标准，权力生长就会变得畸形，公民意识就会愈发受到挤压。

    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树立起来的，政府权力边界也不是靠一次两次的新闻曝光可以被共同接受的，它是一个需要逐渐积累的路径，是一条是需要“民进官退”，两者共同操作的进程。今天我站出来捍卫了自己应得的权益，明天我们脚下前行的路便多铺下一块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