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由于最近提出了“火车票涨价论”而被许多人攻击，人们没有听完茅于轼先生的言论，就断章取义地判断他是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后便开始谩骂唾弃。这已经不是茅于轼先生第一次被攻击，同为经济学家的吴敬琏先生也曾因在07年提出“春运票价不上浮不符市场规律”遭到炮轰。12年底，社会学专家唐钧先生竟因为长相和蔼，而被舆论谴责在评论“民工冻死”事件时露出笑容，所以没有良心。

    关怀这个社会，本是一种利于时代的品质。可如今“知识分子”变成了顽固学究的代名词，“公知”更像一种标签被四处张贴。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知识分子在一个国家中应该得到充分的尊重和重视，而不是成为公众发泄不满的靶子。问题和争议可以坐下来讨论，贴上标签的谩骂只会让事情更糟。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既来自知识分子内部，也受制于外部的传播手段，最终被决定的还有政治环境。

    陈寅格说，知识分子应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尽管这种追求在当下并不易实现，但总是有人在做的。这些人怀揣的是一颗简单的良心。所谓“独立之思想”是根据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一定建树，而“自由之精神”是在对普世价值中“民主”、“人权”等问题的关怀。在社会上发生争论，暴露问题的时候，他们便会忍不住地站出来关怀当下。这也是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书中所提到的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共识。

    所以，我们谈到的独立和自由是两种意义上的追求。具体而言，知识分子是应该慎重“跨界”的。在非我的专业领域，应当慎言，不懂就是不懂，不能借由自己已在某领域建立起来的影响力去染指别的话题。正是由于当今一些专家学者没有把握好发言的界限，频频在公共议题上发出雷人言论，从内部就搞臭了知识分子这个大群体，再加上社会舆论本身的浮躁，所有问题的讨论最后都搅成了一团乌烟瘴气的标签战。

    相比四五十年代，当下的传播手段已经日新月异。知识的所有者也不再仅是象牙塔中的几个人，只要你想，互联网可以告诉你任何想要的信息。这看似有利于更多意见的表达，我们可以听到更丰富的声音，但时至今日，我们看到互联网带来的“百家争鸣”远不及“圈子文化”树立的藩篱。

    学者周濂曾经写过一篇文章《BBS中的政治游戏》，大概就是探讨互联网带来的虚假繁荣和圈子文化的日益盛行。他提出，“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只跟我们想要交流的人交流，对那些我们不想交流的人就可以拉黑他、屏蔽他，然后你会发现，过了半年以后，你微博上关注的全都是你喜欢的人。”这种有限联合会产生一种幻觉上的相互支持，类似的观点不断被加固，异见者的声音永远进不来。所以互联网改变了我们身边的许多事物，但是关于意见表达，中国现在还是一片无序。

    如此的外部环境之下，知识分子发出的本就有限的理性声音更容易被误读，甚至恶意扭曲。这种“被加工”后的信息，迅速引燃无序的舆论乱麻。

    除了内部质素和传播状况之外，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不能忽略的一点就是政治环境。政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从这个群体诞生起，就没有中断过。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是从推翻封建帝制开始，西方思潮、各种主义涌入中国后的产物。1905年废除科举后，知识分子们就逐渐与政治产生了隔阂。当与政治的直接关系断裂后，知识分子成了浮游在社会上的自由资源，不过他们还是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在1905年废除科举，也许就不会发生辛亥革命。

    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一系列没完没了的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地位不断降低，直至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新的力量。当今的知识分子大量缄默，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折腾怕了，虽然无法拿抗战背景中，郭沫若笔下的《屈原》投江作为警醒，但如老舍一样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的真实落难处境至今让人心有余悸。

    这也许不是一个最适合知识分子生存的时代，像有的学者所说，知识分子最好的桃花源早已灰飞烟灭，但是好在这个社会仍在前进。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著书立传，可以举办讲座和沙龙影响一批又一批的人，引导人们来关怀这个社会。许多公益组织也由民间自发，在种种夹缝中顽强生存。但这些远远不够，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运转的重心，而不是政治。

    忍不住的关怀，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无法摆脱的情感。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应当做什么、怎么做，社会应该怎样对待他们，政治应该如何包容他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