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女经理梁娅倒在地铁口，50分钟后才等到救护车，最终不幸身亡。不久前发生在深圳的这一事件，结果令人痛心，但是责任是否如一些网友所言，又要推到道德问题上呢？

    根据媒体报道和现场监控所证实，梁娅倒下后3分钟内即有路人通知地铁工作人员，在随后整个过程中都有包括民警在内的专人守护，远远谈不上“无人相救”。更客观的描述应该是，在那50分钟内，面对情况不明的昏迷女子，由于缺乏急救知识，站在梁娅身边的人们除了等待救护车，束手无策。

    这一事件说明，急救知识和应急能力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的一大短板。其中在应急预案方面，作为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地铁车站理应配备急救人员。从去年开始，上海地铁就有20名工作人员经过急救培训后 “持证上岗”。在上海地铁内的广告看板上，就有红十字会做的急救知识APP推广。北京等一些城市也在地铁等一些特殊岗位上推行急救培训。

    然而，这一工作才刚刚起步，面对动辄以百万计的客流，区区几十名懂急救的工作人员根本就无法填满数百个站点的城市地铁。而除了地铁之外，还有各种商场、车站、公园等人流密集地点，也需要有相应的急救资源配备。在守土有责的同时，对于一些特殊工种，比如警察、消防员等经常需要处理突发事件的岗位，应该普遍开展必要的急救培训，这也能有效提高急救人员的到达率。除此之外，针对整个社会层面的急救知识的科普与推广，也有必要从社区到用人单位进行多层次的教育和演练，特别是纳入到社区事务和职场考核的重要内容中来，避免走过场。

    梁娅的悲剧，也让我们想起在一些相似的场景中，提供了及时急救的往往未必是现场工作人员，而是偶遇的医生护士等专业人士，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就是外国友人。仅仅在上海，近年来就有不少有关报道：在围观群众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路过的“老外”采取果断行动，根据伤员情况进行急救。这些“老外”的职业通常并非医护人员，但却掌握一定的急救技能。

    反观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应急和急救知识的教育。但一方面欠账太多，使得绝大部分成年人已经错失最佳教育时机；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校学生，也并没有把包括急救培训在内的生命教育给补起来。最简单的例子是，上海小学生一进学校就能领到一本安全知识教育的课本，但一个学期下来也不见得用上一次，基本流于形式。到了中学和大学阶段，就更不必谈了。在有些贯穿升学思想的实际教学中，既缺乏对学生思考与敬畏生命的引导，更欠缺自救与救人的技能培训。

    当自己和别人面对危险时，该怎么办？很多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考题，而更可能是一个专业技术问题。在梁娅倒下后的50分钟内，如果现场有人会急救，或许就能挽救一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