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伤医害医事件的频繁发生，让医患关系话题重又升温。在全国两会上，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多名代表委员，纷纷建言献策，有代表建议“医院应像机场一样纳入治安管理范围”。在我省，山西省卫计委已下发通知，决定今年4－9月，联合公安厅、司法厅、综治办等多部门，对伤医等涉医违法犯罪行为进行集中整治。

    如果说人大代表“将医院纳入治安管理范围”的建议，还主要着眼于防患于未然，我省将严打医闹的做法，则更多体现治乱用重典的现实况味。二者发生的共同现实背景，是暴力伤医事件的层出不穷；二者的共同指向，是要站在维护医疗机构利益的角度，维稳公共秩序、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换句话说，在加强保护的语境下，医务工作者被视作了又一弱势群体。

    医闹该不该被严打？当然应该，这毫无疑义。不止是对医务人员，一切以暴力手段侵害公民生命权、人格权的行为，都已突破了法律的边界，都不能被放纵被容忍。那些为伤医、杀医叫好的喧哗之声，可以说已经无原则到丧失了文明的底线。更何况，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医院方为此付出的医闹成本，最终仍将转嫁到其他患者的头上。当医闹非法获利的时候，没有第二个赢家，甚至于因为助长暴戾之气的弥漫，全社会都是潜在的受害者。

    承认医务人员在此类事件中的弱势地位，明了医闹行为的违法犯罪本质，对严打医闹就必须要点赞。但与此同时，这又并不等于说，修复日见紧张的医患关系，打击就是一条终南捷径。患上打击依赖症的治理思维实不可取。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此种单向度的治标策略失之于粗放，只可暂用于一时一地，未必有助于长治久安。真要拿它来实现医疗环境的本质改善，意义恐将十分有限。

    跳出伤医害医的个案语境，在常态的医患互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实际更普遍的情形，无可争议的，仍是医生属于相对强势的一方。这种强势，既有来自医疗资源布局不合理的因素，更主要的，则源于医疗行业的高度专业性，导致医患之间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生的这种强势地位恰好解释了，大处方、大检查为何屡禁难绝而大行其道，药品为何屡现“降价死”——这些个情形中，患者一方几乎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和余地，完全由医生说了算。

    这两天的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在谈及医患关系话题时，吁请大家相信“医务人员这支队伍是有良心的，有爱心的”。人们当然愿意相信，救死扶伤仍然是为医者的信念和天职，这也是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基石。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财政投入的不足，医疗机构日趋转向逐利性，却也是普遍而客观的现实。在医院推行各种承包责任制、任务层层分解，“收支核算，鼓励创收，结余归己，自行支配”这样的制度激励之下，医生的良心成色，眼见着日益被稀释。发生在四川绵阳、反映本院过度医疗乱象而成为全院医护人员公敌的“走廊医生”事件，就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例证。

    钟南山院士建议“大医院应由国家开工资”，不让医生在开药、检查中为蝇营狗苟的逐利心所左右，应该说就是针对这一现实，欲让医院回归公益性而开出的一道方剂。建议可不可行虽需讨论，但医疗机构的运营模式改革，却已不能再王顾左右，逡巡不前。否则，单靠一个严打医闹的跛脚走路，断断迎不来和谐医患关系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