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将通过建立居民制实现市民化。国家将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并使这五大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常住人口。（3月24日《新京报》）

    居住证制度是户籍改革的内容之一，最早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试点，随后深圳、北京等一批大城市相继施行。然而，居住证制度不等于城市户口，取得了居住证可享受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某些便利，但不能完全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的公共服务。

    不少城市将居住证制度与积分入户结合起来，作为城市提供公共资源的依据。一个外来人口想要成为城市的居民，需要闯过很多条件壁垒。这些规定，意味着城市对市民化有着苛刻条件的选择，说得不好听点，就是“高知、高收入群体”的城市化。比如有些地方子女积分入学的两项主要指标是父母的学历、职称的高低，绝大部分处于产业一线、服务业等低收入群体，被挡在了市民化的大门之外。

    不得不说，这样的城市化，实质上是“嫌贫爱富”的城市化。城市化不仅是选择性的吸纳，更是包容性的反哺。相比较而言，城市在反哺方面做得很不够，城市在吸纳大量外来人口、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将部分财富用以解决对称的公共服务建设。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面临的根本难题，那就是公共投入的成本由谁来买单，而城市缺少足够的意愿，始终都是问题的关键。理论上讲，发改委提出的“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逐步实现市民化”，可以视作城市化的“路径图”。一方面正视了城市化资源供给的瓶颈，有计划地分批解决；另一方面简化条件，以年限作基本标准，实现“机会公平”。而关键是来自顶层的设计，如何能够内化成城市的动力？

    毫无疑问，城市化在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户籍壁垒，简化入户条件，促进制度公平的同时，还需要一个不以城市意志为转移的倒逼投入机制。如加强社会保障国家层面的统筹力度，打破教育的城市樊篱，健全社会福利，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运用税费、补贴的分配手段和市场供给的调节手段，通过无形的手来配置城市公共资源，让“居住年限”真正与市民化挂钩，让长住民真正成为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