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广州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确认、申请或举荐时限、保障、奖励都做了详细规定，提出因见义勇为的奖励标准为1万元到100万元，事迹特别突出、影响特别巨大的，还会酌情增加抚恤慰问奖金。对于见义勇为行为，《办法》规定保安员、辅警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也纳入见义勇为奖励范畴。（《广州日报》6月1日）

　　从制定保障措施的周全性和奖励力度来看，这一《办法》都堪称表率。不过，更值得各地借鉴的，则是其实事求是地态度，即条款中反映出的“宽进严出”原则，将最大可能避免“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发生，对弘扬正气、呵护善举有重大意义。

　　不顾个人安危去保护他人利益，就是见义勇为，这样的英雄需要全社会珍视，更需要拿出具体的办法来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至少是不能让英雄太寒心。然而，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存在争议，譬如：在外地见义勇为后谁来保障权益？保安和辅警同犯罪分子搏斗后致残，算不算见义勇为？

　　对此，《办法》给出了明确答案：广州户籍人员在本市以外见义勇为的，享受同等待遇；就算在当地已经领取抚恤金，差额部分也会补齐。字里行间透漏出“应认尽认”四个字，如此胸怀值得肯定，更符合实际——怎么忍心让英雄因为户口而权益受损？难道英雄在见义勇为前还要先考虑当地的补偿标准？

　　《办法》更大的突破在于，将保安员、辅警、治安联防员、交通协管员等负有约定义务的人员，也纳入见义勇为的认定范畴，而在之前，各地几乎都将他们排除在外。很简单，类似抓小偷这样的事儿，对普通市民是见义勇为，于他们则是职责范畴内的义务，不应划等号。事实上，这种模糊的看法并不完全合理，近似于道德绑架，也不利于弘扬见义勇为的精神。

　　约定义务不同于法定义务，后者是法律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譬如警察抓小偷，即使牺牲在岗位上，可以认定为烈士，但不能算见义勇为。保安员、辅警这些人员，对防范违法犯罪行为发生只有约定义务，即合同等民事协议中约定的义务。简单说，很多事情虽然该做，但就算不做也不违法，至多是失职，遭到道德谴责，最坏的后果也不过是解聘。相反，如果他们挺身而出，同违法犯罪行为坚决斗争，很多情况下就会超过约定义务的要求。于公，这当然值得嘉奖，但奖励和保障力度往往比不上被认定为见义勇为；于私，很多人也因为得不偿失，干脆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举个极端的例子，犯罪分子持枪抢劫银行，保安可以趴着不动（也无可指责），也可以冒险报警甚至挺身而出，一旦因此而负伤甚至牺牲，难道就因为他是保安就不能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既然是勇为，就意味着面临不确定的、甚至非常严重的后果，一句“有义务”就将协警和保安排除在外，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绑架，近似于劝阻他们“不要做傻事”。约定义务介于法定义务和无义务之间，只要他们做出了超出约定义务的举动，就应当认定为见义勇为，在工伤待遇之外补足差额，因为他们“本可以不这样”，与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得失”的道德内核完全相符。进一步说，对于警察这样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员，也不应一律排除在外，如果事迹发生在休假时、下班后，也应当认定为见义勇为，这同样是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做了本可以不做的事，冒了本可以不冒的险。

　　就像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不应过于教条一样，呵护一种宝贵而稀缺的美德，也不应当有洁癖，人为将有些群体事先排除在外，而是应立足实际，遵循“宽进严出”的原则，对一切本可以不做却有利于他人的行为尽可能全部纳入其中，然后再进行科学的认定，予以恰当的奖励和保障。不假思索从人群中挺身而出的英雄，值得也必须这样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