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伊始，美国“叛徒”斯诺登又处在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2日，《纽约时报》发表社论，呼吁特赦斯诺登。而美国保守势力则表示，特赦斯诺登，将开创一个“危险的先例”。与此同时，对国安局监听行为的法律裁决也是针锋相对：3日，美国外国情报监控法庭批准，国安局可以继续进行大规模电话监听项目；而不久前一家联邦法庭则裁决“监听违宪”。

    从制定1945年《原子能法案》和1947年《国家安全法》以来，美国一部分人一直坚持认为，强化国家对信息流动的管制，允许政府以各种方式监听境内外信息，是保障美国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美国强化监听的措施始终受到强烈的质疑与反对。在整个冷战时期乃至到“9·11”之前，各类反对政府强化监听团体的呼声占据了上风，美国政府监听行为受到较强约束。

    但“9·11”恐怖袭击让整个事态发生重大改变。容忍政府对信息的监听，被看作是保证国土安全的必要代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国家安全局从电话监控的记录中发现了本·拉丹的蛛丝马迹。国安局对全美电话监控收集的数据惊人，它每6小时产生的数据量，就相当于世界上藏量最大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有印刷体藏书的信息总量。

    而在“大数据”时代，监听行为尽管备受争议，但似乎愈演愈烈。3日，据斯诺登爆料，国安局正斥资近8000万美元研发量子计算机，加快对美国全球监听情报信息再处理，用来攻破全球加密系统。监听强度有增无减，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更是大数据的要求。

    美国政府几乎每一项业务，每一个新立法和新规划，都会有一个数据库和信息管理系统与之对应。国安局也不例外。真正的争议在于，国安局收集的数据，哪些属于国家机密范畴？哪些可以公布于众？斯诺登之所以惹怒美国政府，是因为他让国家机密暴露在众人之下，不断挑战政府信息公开的尺度。

    这就涉及大数据时代的另一个要求：信息开放。奥巴马也深知信息开放的重要性。他上台后签发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推翻布什时期以国家安全为名义，限制公众查阅总统文件的权利，宣布放松总统文件的管制。

    奥巴马上任时强调，任何政府机关都应利用最新的技术推进信息公开，而且公开应该及时。但他一定万万没想到，就在第二个任期平稳过渡之时，一个“斯诺登”会跳出来，挑战他信息公开的极限。

    可以预见的是，关于监听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国家安全”和“信息公开”的对立、博弈与厮杀，将会不断地进行妥协和利益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