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德国使节年度会议上阐述欧盟对全球形势的看法，强调应重视亚洲崛起，凝聚欧洲力量，制定更有力的对华战略。对于博雷利所说的需要更加强有力的战略来应对“日益强硬的中国”，应该辩证理解：一方面对华强硬，不再幼稚，应对中国的“强硬”；另一方面则是加强对华接触，着眼于疫情后世界秩序安排。

　　前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其政治正确，显示自身价值观关切。除传统人权、民主价值观外，欧洲团结、多边主义价值观，也成为欧盟领导人口头禅，这也是回应欧洲议会压力。

　　后一方面则体现了其战略诉求和对未来方向的判断。博雷利表示，当今世界处于无领导者状态，而亚洲在经济、安全和技术方面都显得日益重要。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以美国为首的体制终结和亚洲世纪的到来，如今近在眼前。美中之间的竞争在加剧，选边站队的压力越来越大。欧盟应该遵循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避免沦为一方或者另一方的工具。应该看到，强调加强与亚洲（包括中国在内）接触是欧盟希望在未来强化战略自主的主要体现。虽然他提到与亚洲民主国家建立更好关系，但与中国加强接触自然也在提升与亚洲关系的范围内，要理解有时在欧盟话语里中国是包装在亚洲概念之下的。

　　德国总理默克尔近日称，中欧关系将是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其总体目标是“强化欧洲作为世界稳定基石的角色”。默克尔明确呼吁欧洲采取强有力的对华方式，并称由于北京决心取得“现有国际结构中的领先地位”，欧洲必须充满信心地应对这一挑战。默克尔同时表示不会赴美参加原定于6月底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这说明，不断恶化的美欧关系也促使欧盟深刻调整对华政策。

　　在西方媒体充斥着中美关系脱钩、新冷战的喧嚣中，欧洲并未像以往一样成为美国的附庸，在香港问题上追随美国，而是从全局利益出发，站在了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上，这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的考量。

　　欧盟统计局5月19日消息，世界银行2017年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显示，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美国和欧盟是世界前三大经济体，GDP占比分别为16.4%、16.3%和16%。正如布鲁塞尔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主任牧山浩石表示，中国成为第一个摆脱疫情困境的国家，需求首先在中国市场反弹。鉴于中美宏观经济的依存关系中国更有可能首先向美国开放。欧盟想要在中国市场获得与美国公平竞争的环境，将不得不更多地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

　　当然，欧盟态度主要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寄希望今年美国大选民主党上台回到美欧合作局面。默克尔表示，欧洲不是中立的，欧洲在政治上是西方的一部分。政治上的纠结也会影响欧盟对华经贸合作，未来欧盟对华贸易关系两面性更加突出。一方面，欧盟对华疑虑情绪进一步升温，欧洲政界人士担忧过度依赖中国有损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中国率先走出疫情阴影，欧盟更需借助中国经济实力来帮助欧洲摆脱严重衰退困境。尽管疫情强化了欧洲对中国的三重定位，即伙伴、竞争者和对手，导致欧洲重新思考对华关系，提醒人们与中国更紧密接触的风险，但是欧盟强调年底前达成一份高质量欧中投资协定的重要性，强调与中国强有力接触的紧迫性。

　　疫情期间，意大利采取封城、封国举措，奥地利也率先强制民众在公共场所戴口罩。中欧抗疫手段的趋同客观上也敦促双方超越价值观、意识形态纠纷，寻求价值观的公约数。中欧文化可能从近代欧洲重自由、轻秩序而中国重秩序的文化结构，向传统上中欧文化中自由-秩序、利己-利他平衡的价值观回归，这为人类文明的包容创新提供希望。

　　中欧关于如何抗疫具有诸多相似主张，都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主张多边主义，疫苗研制的开放式创新，认为在全球性危机面前需更多关注那些应对能力相对较弱的国家。发达国家在采取行动自救的同时，也应向脆弱国家和新兴市场投入更多的公共卫生资源和经济关注，因为这些国家所受冲击更具破坏性、灾难性、持久性。团结合作、多边主义是面对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多边主义只有上升到全球层面才是包容的、可持续的、正义的；共同体只有上升到人类层面，才不具有同质性的宗教、国家、区域共同体的外溢性、排他性，才能实现亚里士多德“最高的善”、孔子“止于至善”的目标。

　　中欧是各种古老文明中连续性最强、又成功实现世俗化、现代化、全球化的文明，是东西文明代表；新冠疫情为全球带来危机，但也为中欧提供了进一步合作和对话的契机，让世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召唤：人类为体，世界为用；我将无我，不负人类。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