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6月3日，习近平主席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电话，这是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两国领导人第三次通话。双方就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维护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进中德、中欧关系，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以及支持世卫组织发挥重要作用等共同关心的话题达成一致。这次通话发生在默克尔拒绝赴美出席七国集团（G7）峰会之后，表明即便“中美国”（G2）合作构想蒙受重挫，美国也无力重建联盟并孤立中国。

　　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邀请俄罗斯参加G7扩大会议。这个提议遭到G7关键伙伴加拿大的反对，加总理特鲁多甚至拒绝确认是否愿与普京“同框”峰会下。俄罗斯官方的反应也让特朗普颇为尴尬，普京发言人称相关邀请和会议细节有待明确和研究。俄外交部发言人更直接回绝称，G7扩大会议原则上方向正确，但没有中国参与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全球意义的重要事业，而且G7已非常过时，目前存在的有效而完善的形式是包含G7和金砖国家代表在内的G20。

　　特朗普还试图邀请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等非G7成员参与扩大会议，将G7升级为G11。观察家认为，除澳大利亚外，很难相信印度和韩国会加入明显地缘化的G7扩容版，并使他们与俄中关系变得敏感复杂。这些亚太重要国家不想卷入大国冲突，更在经济上难以离开中国。事实上，即便G7本身都难以如期召开全员峰会——由于默克尔以新冠疫情为由拒绝赴美，特朗普被迫宣布将原定6月举行的G7峰会推迟至9月。

　　美国孤立中国的企图遭受阵营内外冷遇，也进一步澄清了近期的所谓美俄靠近传闻。冷战结束后，继承苏联遗产的俄罗斯应邀加入美、英、德、法、日、意、加等西方工业大国组成的G7集团部分会议，并于1997年身份转正而形成G8集团。但是，俄罗斯经济总量有限，西方对其又抱有根深蒂固的政治和战略忌惮，G8并未实现情感和价值认知等深度融入，更准确地说只是“政治婚姻”，甚至仅仅为“G7+1”。这种貌合神离的结合，终于在2014年因乌克兰危机加剧而破裂，俄罗斯被暂停G8资格，也更乐意参与同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新组合“金砖国家”集团以及G20多边议程，并进一步密切对华关系。

　　特朗普执政后，由于崇拜普京执政风格，也较少从意识形态方面考虑美俄关系，因此一度试图缓和美俄关系并提出重建G8。随着美国两党和精英逐步合流并重新明确俄罗斯、中国为挑战者和竞争者，特朗普的亲俄情结受到遏制。而随着美国继续调整战略并集中力量针对中国后，特朗普又重提往事，试图离间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便分化孤立各个击破。俄罗斯对此洞若观火，自然不会掉进美国的陷阱。

　　从特朗普酝酿G7扩大会议受挫，到中德领导人半年来三次电话外交，表明美国又一轮试图孤立和遏制中国的努力已告失败。不到20年，中美关系由最初的G2合作畅想演变到今天的局面，实在出人意料，也令人遗憾。

　　2007年，哈佛大学经济史学教授佛格森、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石里克教授曾共同提出“中美国”（Chimerica）概念，根据中美经济结构、贸易与货币关系的明显互补和密切联系，称中美已步入共生时代。受此启发，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2008年在《外交》杂志发文提出，如果激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就应和中国分享全球经济领导地位，建议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升格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

　　美国显然不接受中国与之平起平坐，因此淡待G2构想，甚至拒绝接受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也认为世界之大绝非中美两国可以左右，力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2009年，金砖国家领导人首次在俄罗斯叶卡捷琳堡举行峰会，形成以中国为龙头的新兴经济体“五驾马车”，并凭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提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和健康的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相反，美国领导的G7陆续陷入金融、债务危机，并因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比例下降而影响力逐步萎缩。

　　大国力量对比已明显变化，“美降中升”不仅成为事实，而且这一变化还呈现扩大趋势。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口号的提出，这一格局变化使美国战略焦虑与恐慌之弦濒于绷断，进而逐步将G2关系推进到今天可见的局面。这种局面能否有较大改观，最终还是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能否有积极改变。

      （作者系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