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很多问题不是无解，而是这些解决方案不是当政者可以做出的

　　Q.美国政治制度的内在困境，对美国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王绍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真正的老板不是当政者，而是有钱人。美国的选举是很费钱的事。这就导致两党政客可以不在乎一般选民，甚至可以不在乎自己所属的政党，但为了赢得一场场永不休止的选战，他们必须对特殊利益集团的诉求小心伺候，因此也就很难指望他们去改善底层民众的处境。就连美国学者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变成一种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的政体。

　　美国很多问题不是无解，而是这些解决方案不是当政者可以做出的。比如控枪问题。在美国都吵了几十年了，丝毫没有进展。作为美国最大单一议题利益集团，“全美步枪协会”凭借强大的游说能力左右选举、影响立法。好几任共和党总统都曾受惠于它，一些国会议员也被其拉拢。它还为会员出版了《投票指南》，鼓励大家给反控枪的候选人投票。再比如医改。高额的医疗费用增长使美国成为目前世界上人均医疗保健投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的国家。上百年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或真心或半心半意地推动过医疗保障方面的改革计划，但基本上都以流产告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无不是那些相关商业利益集团有组织地游说、抵制的结果。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牵涉的相关利益群体非常多，情况异常复杂，往往导致强势利益集团阻碍改革或绑架决策。

　　今天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问题的延续：认为两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的看法太过天真

　　Q.最近发生在美国的许多现象，都跟其国内政治极化的问题有关。美国的两党制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

　　王绍光：上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政治学文献就有不少讲政党的危机了。今天的问题不过是历史问题的延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种危机不见缓解，反倒愈发严重。两党在政见和政策上越来越固执己见，不愿妥协，甚至也不敢妥协，推动改革的动力与活力丧失在日复一日的党争之中。

　　有人认为，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是一种巧妙的制度安排：如果人民不满某党执政，他们可以把另一个党选上台。这样一来，所有政党都不得不对选民负责。其实稍微了解一点美国政治，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太过天真。表面上看，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谁落选；实际上，在政党政治的运作下，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1972年以前，超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民主党、要么认同共和党。此后，对两党都不认同的“独立人士”越来越多，其比重在2009年以后超过民主党、共和党。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就是美国第一大党，占美国民众45%左右。然而在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下，第三党候选人或独立候选人出头的机会微乎其微。独立选民要么把选票投给自己并不中意的两大党中的某个党，要么把选票白白浪费掉。无论怎么做都意味着，美国近一半的民众无法用选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而任何当选的政党或政客都不可能得到超过三分之一民众的真心支持。而且，美国50 个州三分之二几乎都成了事实上的弱竞争或无竞争的“一党州”。在“共和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民主党”是浪费；在“民主党”控制的选区，把票投给“共和党”是浪费。在绝大多数选区，选举结果早已在选区划分的博弈中就已经决定了。“无选择困境”成为美国选举的常态。这样选出来的政府到底代表了谁、代表了多少人？这样一种民主，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这是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

　　美国的问题不是“民主过度”，而是“空头民主”

　　Q.在美国，公众在民主制度中的地位为什么被不断削弱？您如何评价这种不见其“民”的空头“民主”现象？

　　王绍光：“民主”一词源于希腊语，其原意是由人民直接进行治理。或用中国人常说的话，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在《抽签与民主、共和》一书做过梳理，从公元前六世纪雅典民主到十八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灭亡，抽签是民主的主要实现方式，长达2500年。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卢梭等思想家都把民主与抽签连在一起，而选举则被视为寡头政治的特征。选举跟民主挂钩是很近的事情，充其量不过两三百年。我正在写另一本书，它将展示，选举之所以替代抽签是因为统治精英相信，选举结果是可控的，而抽签结果难以控制；对统治精英而言，选举是一个更有利的选择。于是他们将“民主”一词悄悄改造成精英统治加老百姓同意，其运作机制就是投票。后来这种民主理论成为主流。至今，很多人熟悉的所谓民主理论，就是指竞争民众选票的精英统治。一些人甚至认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除了民主就是专制，没有别的选项；民主只有一种实现方式，即竞争性选举，别的方式都是不民主的、专制的。这些说法无比荒唐。

　　这样一种通过偷换概念而形成的代议制民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一，代议制民主实际上不是“民主”而是“选主”，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替自己做主。第二，由于投票率的问题，代议制民主选出来的“主”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第三，在代议制民主下，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选民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公众在选举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第四，由于其两大支柱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都有严重的内在问题，代议制民主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民主”“不平等的民主”；是少数人受益的“民主”，而不是“民享”的政体。这也正是那些研究古典民主的学者的结论。2016年，剑桥大学古希腊史学者保罗·卡特利奇在《民主：一部生命史》一书，对代议制民主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古希腊人绝不会把所谓“现代民主体制”认作民主，因为它们全都是“寡头制”，不是民有、民治、民享，而是少数人有、少数人治、少数人享。

　　这些年即便在欧美，也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代议制民主未必是真民主，民主也未必只有选举一种实现方式。比如协商。选举式民主认为人们的偏好是固定的，所以用投票来表达偏好。但协商民主认为这种原始的、没有跟别的观点碰撞过的意见可能是没有意义的，真正有意义的是那种经过互相碰撞、协商以后的意见。决策参与也可以是当家作主的一种方式，适用于涉及利益相关方的较特殊场域。利益相关方势均力敌，且都有参与的意愿与能力，可以用参与的方式。涉及大量参与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民众时，群众路线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更适当的方式。比如制定一些全国性政策时，在一些偏远村落的人们如何发声、如何影响决策？这种情况下，群众路线更适用，需要掌握权力的人深入到这些地区去做调研，把大家的意愿反映到决策过程中去。选举也可以作为一种民主的实现方式，我们不应该完全排斥选举，正如我们不应该将它看作民主的唯一实现方式一样。但选举有个内在的缺陷：容易被操控。

　　美国学者对美国体制唱赞歌的已经很少了

　　Q.近年来，曾经高呼“历史的终结”的福山等知名学者，开始不断批评美国已经进入制度的“衰败”。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您对此作何评价？

　　王绍光：福山的理论是从他的老师亨廷顿来的。上世纪50-60年代，有一套政治发展理论，它是现代化理论的一部分，假设政治是单线向前发展的，从低水平不民主到高水平民主。但亨廷顿在60年代末发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就是政治衰败。一开始，他认为政治衰败只会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到了70年代，他发现美国也可能出现政治衰败。也就是说，制度越变越糟糕，没有自我完善的能力，不能解决它所要解决的问题。

　　福山关于美国政治衰败的说法，代表了很多美国人的想法。美国学者对美国体制唱赞歌的已经很少了，大量用“衰落”、“衰败”、“失败国家”来形容今天的美国。我去年去了一趟美国，发现跟20年前的美国比没有多大差别。这里，我仅仅指市容市貌，其他东西可能变得更糟了。

　　一种政治制度好不好，关键看它能否解决好本国的问题

　　Q.您长期研究比较政治学，在您看来，对待不同国家不同制度，比较可取的态度和方式是什么？特别是，如何破除对一些国家一些制度的“迷思”？

　　王绍光：一种政治制度好不好，关键看它能否解决好本国的问题，短期中期长期，能够根据情况不断调整，就是好的。以所谓民主、非民主的标准来评判政治制度的优劣，这就把复杂世界简单化了。

　　各国体制各有其特点。评价一国体制，很重要的是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一种体制，而不是一上来就拿一套抽象的概念当作唯一的标杆。

　　把美国制度神化本身有巨大问题。相反，实事求是是比较辛苦的。我研究了一辈子政治学，最初也是从抽象概念钻进去，最后从实事求是走出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走出来，这才是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