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德美矛盾成为舆论焦点。6月5日，特朗普在未与德国和北约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将从德国撤军9500人，德国舆论一片哗然。此外，美国欲通过法案收紧对德俄“北溪-2”天然气管道的制裁，德国总理默克尔以疫情为由拒绝赴美出席G7峰会，都凸显了双方的分歧。

　　德美矛盾过去几年一直都很突出，在北约、难民问题、贸易、德俄关系上双方龃龉不断。应该注意到，德美矛盾并不是孤立的，是更为广泛的欧美矛盾的一部分。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无视欧洲盟友利益和关切，弃盟友如敝屣；欧洲国家也对美国极为不满和失望，对跨大西洋联盟的价值和未来打上问号。

　　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政府以自我为中心，对欧洲和跨大西洋联盟的轻忽甚至敌意显而易见。其一，简单粗暴，以单边主义做法频频践踏欧洲重大安全利益，包括退出伊朗核协议，在不知会盟友的情况下暗杀伊朗军方重要领导人，加剧巴以矛盾和中东紧张局势，退出“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等。其二，视欧洲为经济上的敌人而非战略合作伙伴，对欧盟输美钢铝产品征收特别关税，并一再威胁对欧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其三，乐见欧盟解体，对欧洲一体化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漠视甚至敌视态度。

　　总之，与以往跨大西洋关系中发生的矛盾集中于某一事件如越战、伊拉克战争、对苏联政策等等不同，当前特朗普政府可谓是在外交、安全、经济等诸多领域对欧洲发起了全面挑战。

　　毫无疑问，除了特朗普，当前欧美关系的变化及不确定性增加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当前欧美矛盾虽聚焦于特朗普，实际上是欧美地缘政策差异、经济竞争及内部社会、政治变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其一，欧美地缘政治取向差异日趋明显。美国战略重点转向亚太，对欧洲的关注减少，这也意味着对欧洲关切和利益敏感性的下降。美国视中国为最大的对手和安全威胁，但欧洲和美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欧洲有自己的利益，并不必然认同美国的安全威胁认知。欧洲的安全利益主要在大周边地区，而在这方面，美国成为欧洲利益最大的破坏者。长期看，欧美人口结构将发生越来越大的差异。欧洲对伊斯兰世界更为敏感，欧洲将有更多的人讨厌甚至憎恶美国；美国更重视拉美及亚太。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人文、血缘纽带减弱，外交重点将更为分化。

　　其二，美欧在经济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对立性趋强。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欧洲对美国优势较大，美国日益不满。在极具前景的数字经济领域，美欧控制与反控制的争斗则更为突出。欧洲以反垄断、数字税、隐私保护等方式“向硅谷宣战”。

　　其三，欧美各自内部社会、政治的深刻变化。在跨大西洋两岸，民粹主义都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和政治现象。民粹主义本质上是民族主义而非国际主义、反全球化而非拥抱全球化、单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对抗性而非合作性。特朗普政府的民粹性和民族主义注定其会蔑视所有传统意义上的价值体系，包括跨大西洋联盟。美国对欧洲民粹主义的支持则将进一步弱化跨大西洋联盟的所谓价值观基础，如民主、人权、国际规则及自由贸易等等，从而根本上弱化欧美关系。

　　总体看，未来欧美关系中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将更为突出。一方面，美国不愿付出，不再认为与欧洲的盟友关系是完全的正资产，正在重新定位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是否必须要以经济付出和军事保护为代价来维系盟友体系。另一方面，欧洲过去习惯了美国的付出和保护，所以面对美国的变化感到不适应，需要调整自身定位及对美政策。美欧对彼此及对跨大西洋联盟认知的改变及政策调整将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并可能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让欧美联盟更为松散。

　　欧美关系已不可能回到过去。一方面，美国变了，自信不再，多疑而暴躁，为维护霸权地位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损害国际秩序，损害盟友利益。另一方面，欧洲也在变，英国脱欧了，美国失去了影响欧洲的最大抓手；欧洲开始认真准备“后美国时代”的B计划，加强战略自主和欧洲主权建设。

　　当然，欧美对彼此仍有较大需求，特别是欧洲，对美国仍十分依赖。未来双方也仍会有较为紧密的合作，但与此同时，纷争和矛盾也会有增无减，双方都在逐渐不再以对方为外交的基本出发点，而都开始更多地看向第三方，即使未来美国会有新的总统，欧美关系也不可能回复如初。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