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晚,中国和印度边防部队在在中印边境西段的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冲突。这是近年来继洞朗事件之后中印两国的第二次长时间、较强强度的边境对峙事件。此事不仅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印关系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世界舆论对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一南亚地缘冲突背后的全球战略的思考。
美国的“印太”战略:精致利己主义的产物
2017年11月,美国官方在越南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所谓“印太”战略,并于之后重启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的四方安全对话。此时距离2017年6月中印洞朗对峙事件只过去了数月。而仅仅一个月之后,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便正式将“印太”战略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以替代其前任奥巴马政府所秉持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很显然,特朗普政府在中印关系相对紧张的时间点提出“印太”战略的目的,便是试图借其拉拢印度,以制约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并建立起一个以美,印,日,澳四国为核心的,针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圈。因此,虽然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和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实施策略和战略重心上有所相左,在遏制中国崛起这一终极目标上,美国的两届政府却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随着“印太”战略的提出,印度在美国对新战略体系的构想中扮演着比以前更为重要的角色。尽管美国一直在大力推动与印度的防务合作,其在经济和国际政治方面并不能够成为印度的一个可靠的盟友。
首先,美国对于“印太”这一地缘政治概念的定义是极为狭隘的。其主要局限于自南亚次大陆到美国西岸的地区,并不包括印度洋西岸的东非国家和阿拉伯海沿岸的中东国家。其根本目的并非促进环印度洋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合作,而仅仅是将印度囊括到美国所主导的“对华包围圈”之中。美国的“印太”战略作为一个仅仅服务于美国战略利益的计划,并不能满足印度和其他印度洋沿岸国家对经济政治合作的需求。
其次,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和领袖国之一,印度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印度对战略自主的追求也让它不会放任美国对其国际政策指手画脚。而印度一个在南亚次大陆乃至印度洋北部和西部都有着深厚影响力的区域性大国,也不会放任美国借“印太”战略推行其国际霸权,进而染指印度在印度洋区域的传统势力范围。
综上所述,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印太”战略不过是以现实主义政治和“美国优先”理念为指导,借国际合作之名、行巩固霸权之实的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美国在“印太”地区一系列煽动紧张局势的行为既没有促进国际社会的稳定,也不符合相关国家的切身利益,与中国和印度各自的追求背道而驰。在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之下,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冲突也只会变成一场零和博弈。
中印关系不应被狭隘民族主义所绑架;崛起大国尤其需要认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中印边界冲突源于两国各自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追求。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其国家利益的核心组成部分。当两个地理上相邻的大国,尤其是核大国在其核心利益上出现认知与法理上的重合时,冲突更是在所难免。
印度的对华政策带有浓重的机会主义色彩(譬如认定中美关系的恶化将为其在中印边境生事提供所谓“战略机遇”),并在从其宗主国大英帝国那儿所继承下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如欺压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周边邻国,对有争议领土不经过平等协商而是单方面宣示主权)、地区霸权主义(为在周边设置所谓缓冲国而扶植他国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军事扩张主义(如1975年悍然吞并锡金)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独具特色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而最后这一点在莫迪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上述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强化了印度向中国发起军事挑衅的动机和决心,迫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得不在边境对越境而来的顽敌进行自卫反击。
然而,在军事层面之外,我们仍需关注外交、政治等战略因素。首先,现在的国际局势正在逐渐从冷战结束后的一超多强向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转变,而中国目前面对的首要国际威胁来源于美国,加剧与印度的冲突只会把其推向美国的怀抱。因此,中国官方在近日来的边境冲突中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克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6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中印双方同意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而《今日印度》等多家媒体也在报道中提及,中印边防部队在本月初为缓解边境局势而举行了数场不同级别的会谈。由此可见,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政府,在此次的边境冲突中都致力于维护边境局势的稳定,也都不愿意看到冲突的进一步升级。中国有识之士多次向印方发起呼吁,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与友谊不应被狭隘民族主义所绑架。
其次,在经贸领域,中印合作潜能依然巨大。在特朗普政府坚持奉行单边主义和反全球化政策的时候,中国所倡导的以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是更符合中印两大发展中国家的切实利益的。
总而言之,尽管中印之间还存在着短期看来难以彻底解决的领土纠纷,两国之间还是蕴含着巨大的合作潜能,而维护中印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致力于探索中印两国外交关系的新出路,以阻止美国利用“印太”战略来打击中国,离间中印关系。
从大国的兴衰史来看,崛起大国在其上升的关键时期,尤其应该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尤其需要认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将最主要的资源、精力投入到解决主要矛盾的伟大斗争中。当然,次要矛盾不是回避,不是不解决,而是需要审慎地排序,然后确定最佳的解决时机和方式。“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典故值得中印决策者玩味并相互劝勉。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