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为揪出学生宿舍里的小偷，最近，山东滨州学院上演了一场采集学生DNA的行动，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一一采血验DNA.该局宣传科刘姓科长告诉记者，今年以来滨城区已发生了38起学生宿舍盗窃案，涉及资产20余万元。为了“尽快破案，排除学生间误会”，滨城区公安分局决定采取DNA采样的方式，找出犯罪嫌疑人。（10月13日《渤海早报》）

    刑事诉讼法第130条规定，为了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者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提取指纹信息，采集血液等生物样本。应该说为了破案而采血验DNA并非师出无名。但请注意，法律规定用的是“可以”，而非“必须”，这就意味着，采血破案并不适用于所有案件，更不是在任何情况都可以无条件采用的。

    公民有协助破案的义务，但这种“协助”本身很可能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伤害。因此，在权利与义务之间必须要有一个适度的平衡，换言之，就是公权力不得滥用。首先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如果是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不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就可能危害社会治安和公众的生命安全，那么出于情势紧迫，警方对涉案范围内的特定人群采取集体验血的方式当然无可非议。但此案仅仅是一起连环校园盗窃案，社会危害性不是很大，侦破难度应该也不大，动用集体采血的手段，就明显超过了必要的限度。

    其次是穷尽一切原则。正如中国政法大学侦查学研究所副所长肖承海所说，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一般要先排查，通过对比和排除，逐渐将范围缩小至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这一个或几个人才能被称为犯罪嫌疑人”。而滨城区公安分局DNA采样对象多达5000多人，直接跳过排查阶段，有违程序公正。

    报道并未指出警方是否通过“集体采血”抓到了小偷，但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做法倒是验出某些执法部门的“DNA”。警方表示，尽快破案，是为了“排除学生间误会”，这个理由显然很牵强。如果笔者没猜错的话，警方之所以出此下策，真正的原因乃是为了提高破案率。现行考核体制下，“破案率”是一条硬指标，与个人和部门的利益密切相关。公众当然能理解这种政绩焦虑，但结果正义不能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集体采血”虽然更有利于破案，但如此简单粗暴的办案手法，却伤害了学生的身体权和隐私权，也容易助长一种懒政思维，任其发展，危害同样不容小觑。

    同时验出的，还有学校的“DNA”。大学生还未走向社会，属于弱势群体。学校应当担负起保护学生的重任，对于公权力的过度介入，毫无疑问应该挺身而出。那么，面对警方明显不妥甚至非分的要求，当事学校是否提出过质疑和抗议？从“学生收到通知到采血完毕，大多在一天之内完成”来看，答案显然会让人大失所望。在今天，人们之所以悲叹“大学精神”的流失，大学变得越来越软弱和顺从，难见像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一校之长不计个人得失保护学生的佳话，恐怕也是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