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西安、吉林等地多家幼儿园违规给孩子喂服处方药物“病毒灵”一事，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最近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已经联合印发了通报，明令禁止擅自给儿童进行群体性预防用药的行为，并已经要求各地加强排查，及时向社会公布排查结果。这一表态和处理办法，总算给焦灼的舆论降了点温。

    不过，仍令不少人怀疑的是，在那些唯利是图的经营幼儿园的商人眼里，一个通报真能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吗？要真正管住那些为了私利竟将幼儿健康当作儿戏的“钱串子”，制止蝇营狗苟行为，或许还是应该借助法治的手段，让法律更加具体明确，使法治更加有力。

    从目前的几起违规喂药事件来看，明显可见法律制度的短板。比如，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就对这种违规喂药行为没有有效的约束。其第二十一条只是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从这样的条文来看，明显重在对孩子精神层面的保护，对于违规给孩子喂药这样的明显不合情理、伤害效果的显现又较为隐性和长远的行为，没有明确有效的条文来加以约束。如此“牛栏关猫”，如何能起到保护未成年人的效果？

    对于学校、幼儿园这样的教育机构，也缺乏专门的法律来进行约束。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学校的责任约束，尽管单立了一节“学校保护”，但也只是原则性地提出几个“不得”、“应当”，且都流于宽泛。至于一旦对学生、幼儿造成伤害之后，学校和幼儿园应当承担什么责任，更是闻所未闻了。难怪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些代表提出应该制定学校法呢。其实岂止是学校，幼儿园更不该例外。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必须让法律制度先行，完善国家的教育法律体系。首先就要及时修订教师法。现行教师法是1993年制定的，当时也主要是基于对教师权益的保护，对于教师责任的规定则明显畸轻。如今已经20年过去了，世情国情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些年来，一些地方所发生的教师性侵学生或是带学生开房等恶性伤害事件，均可见到教师法对教师行为未能起到约束的作用，更看不到处理的规定。作为有关教师的法律，不仅应该加强对教师权益的保护，而且也要加强对教师责任义务的约束，真正体现出权责对等的原则。

    另外，还当加紧制定目前还不存在的学校法、学前教育法等法律。近几年来，随着各地城镇化快速发展，人口大量向城镇集中，当地的幼儿园供不应求，广州、北京等城市的幼儿园学位更是紧张，于是一些不太正规的幼儿园也适时地适应了市场的需求冒出来，然后就出现不少的虐待儿童的案件。针对中国特殊发展阶段的现实情况，理应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的大框架下，对学前教育阶段专门立法，以更加具体而富有针对性的条款，对学前教育阶段的儿童以更加有效和有力的保护。

    当然，加强监管，让法律落到实处也显得极为重要。所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监督管理加强了，特别是监督管理得更加细致了，那些心怀鬼胎、图谋不轨的机构自然也会收敛些。从而换来的，就是少年儿童更多的保护和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