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与其硕士生的“断交事件”，俨然成为了一场媒体事件。虽然事情不大，但是因为牵涉到多位国内学界权威，触发了我们对于当下学术风气乃至师道传承的反思。

　　据报道，硕士生郝相赫在朋友圈内“对阎步克先生韩树峰先生无端嘲讽”，加上此前“在微信上屡屡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因此，其导师发表措辞激烈的公开信，斥其为“狂徒”，决定断绝与郝相赫的师生关系。尽管该硕士生发表了道歉信，但“逐出师门”的命运可能难以挽回。

　　从历史上看，“狂徒”这个词有时是褒义词。远的看，有魏晋士人的诞狂，李白、苏东坡的诗狂和酒狂，王阳明的“圣狂”，李卓吾甚至说“豪杰必在于狂狷”。近的说，有钱钟书的“清华无教授可做其导师”，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更是直接在博士论文答辩会对导师直呼：“别担心，我知道你们永远也懂不了我在说什么。”

　　当然，这位口出狂言的硕士生目前不能和天才大师相提并论；至多属于“年少轻狂”；其发表的对于学界前辈的评论，也多属于内容空乏、理据缺乏的闲谈。年轻人学业不精、涉世不深，于是口无遮拦指点天下，仅此而已。因此，这位硕士生说与不说、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对阎步克先生、韩树峰先生的学术威望也丝毫没有影响。

　　话说回来，不正是因为徒儿顽劣成性，才需要唐僧喋喋不休念叨紧箍咒的么？如果一语不合、一时冲动就断交，那么不就没有孙悟空通过艰辛地西天取经，最终修得正果立地成佛了么。所谓师道传道授业解惑，正因为道不明、惑不解，才需要老师循循善诱，导向正途。教育最大的价值并不在锦上添花，而在于点石成金。

　　学生因为“年少轻狂”而触动导师，导师因为对学术前辈“为爱痴狂”而怒斥学生，本身都无大错。问题在于，这提醒我们应该注意到当下的教育是否出现偏差？《礼记·学记》提出是几个原则依然非常适用：教学相长，豫时孙摩，长善救失。具体地说就是，师生之间需要商议揣摩，在研讨、争鸣、竞争中不断提高。学生学习中往往有四个误区：贪多嚼不烂、知识面太窄、避重就轻、浅尝辄止，而老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扬长避短、补偏救弊。追求“师道”的过程注定是曲折且艰辛的，但这何尝不是几千年来师者伟大的使命呢？

　　走笔至此，突然想到微信上不断被人在朋友圈转来转去的一篇雄文——《我们正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北大著名的钱理群教授所写，反映了当代中国大学教育的某种问题。这篇文章在微信之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但是，如果拿此文的观点来看今天人大的师徒之争，或许倒是有一点异样的味道：徒弟的一番狂言，既不利己，更是疏放；相反老师那里，在“尊敬”之下是否有圈子的影子，在敬重之外是否有精致的人际关系之考究……

　　如果学界真如钱理群先生所说，充满“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有对自身利益的算计，没有对学术和教育的一片赤诚，没有任何探索和争鸣，在师生关系中，少了学术之争，多了一团和气；少了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那股犟劲儿，那么对我国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究竟是良是莠，就真的值得深入探讨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