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民政部、最高法院、公安部等部门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相关指导性意见拟于今年年内出台。怎么干预？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司长张世峰解释说：“对拒不履行监护责任、严重伤害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行政干预的核心就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监护人的监护权。”（1月21日《新京报》）

    赞成：保护孩子权益势在必行

    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不乏他山之石。曾有报道，13岁荷兰少女劳拉·戴克在父母的支持下，决定驾船独自环游世界，但荷兰社会福利部认为，对于未成年的劳拉，没有能力独自进行这样危险的远航，她父母的赞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将劳拉的父母告上法庭。当地法院做出裁决，禁止劳拉独自驾船环游世界，还临时剥夺了劳拉父母两个月的监护权，监护权交由荷兰儿童福利部门监管。

    而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一个5岁男孩，打算用10天时间跑完500公里。然而，正当起跑时，大批警察封锁了长跑线路。他们是接到政府指令，严禁男孩参加这项活动。政府的理由是，让一个孩子去尝试不属于他年龄的生活，是一种极大的摧残。国家可以不要神童，但有责任保护一个孩子的身体健康。

    这让我们听来似乎匪夷所思。如有关官员所说，我国立法比较强调亲属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但对监护人监护能力的规定却不甚明确，对公权力介入监护的举措规定得不具体，对有过错监护人的惩戒措施也缺乏可操作性。

    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尔梅20日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法治保障研讨会上指出，近年来，我国接连发生了“南京饿死女童案”等多起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热点事件，暴露出我国在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方面存在较大缺失。

    显然，孩子不是家长的私有财产，作为未成年人，家长是他们的监护人，但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监护方面具有兜底责任。当家长失责，而道德已不能制约的时候，为了保护孩子的权益，建立行政干预和司法干预衔接机制，无疑是当务之急，而剥夺失责父母的监护权，更是势在必行。（钱夙伟）

    顾虑：切不能误伤孩子及父母

    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拥有“天生”的监护权，同时，也是法律责任与法律义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些父母监护“失守”，酿成悲剧，让未成年人权益“沦丧”。转移监护权的司法思考与探索，无疑具备进步意义，值得提醒的是，此举一定要考虑周全、谨慎处置。因为这涉及人的伦理与制度伦理的矛盾。

    或许，很多制度都存在着利弊两面，关键在于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监护权的转移，其核心目的在于保护未成年权益，并且惩戒固有的监护人，这是核心的“利”；与此同时，也隐含着“弊”，那就是对家庭的“破坏”，对亲情的“割裂”，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抑或带来负面影响……客观地看，有的父母没有履行好监护义务，并非出于主观，而是客观状况决定的，或是自己身体原因，或是家庭经济条件造成，或是偶发性事件等。“行政与司法相衔接”，一定要“天衣无缝”，眷顾弱者，体现关怀，切不能误伤孩子及其父母。

    监护权的剥夺与转移，对未成年人来讲是“一辈子的大事”，对一个家庭来讲更是“天大的事”或是“天塌下来”。鉴于此，在决定转移之前，务必穷尽其他手段，包括现有的法律规则，之后才能考虑转移。如果立法规范与细化剥夺父母监护权的话，也得遵循“穷尽规则”，让转移监护权成为最后的手段、最后的希望、最后的兜底。

    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是一项“善制度”，也具备制度公正的禀赋，转移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更悉心地呵护。兴利除弊，从司法的顶层就开始设计，也要从司法的细节得到体现。法律与司法都不能无视“血浓于水”的朴素哲理，未成年的成长环境与权益获得相辅相成，尽管有时会相互矛盾，但法律与司法一定要厘清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只有穷尽之后，“法不容情”才会顺理成章，才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王旭东）

    建议：需摸稳石头再过河

    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没有做好必要的监护责任，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如贵州毕节5名流浪男童躲垃圾箱避寒闷死；如南京2名女童饿死家中，尸体腐烂后才被发现；如贵州男子虐待亲生女儿5年，开水烫头鱼线缝嘴……现实案例让人不忍多看，因为多看一眼，就会多一分绞痛。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显得刻不容缓。

    就现实而言，仍然是制度漏洞一箩筐。我国的法律中虽然有“剥夺父母监护权”的规定，但现实的执行效果却不甚理想，何也？只因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在我国的情况是——只要父母不放弃，就没有人能够剥夺。与此同时，社会救助也无能为力——只要孩子的父母还健康，社会福利机构原则上就不会收养。当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与社会救助制度均有“现实瓶颈”，未成年被监护人伤害的事情偶有发生便不难理解了。

    如今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这样的举措，让人看得见希望，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不过，因“剥夺孩子父母监护权”兹事体大，且牵一发而动全身，便要摸稳石头再过河。一者，需先完善监护人制度，依照《民法通则》提出的标准，在父母之后，监护权的顺序是祖父母、外祖母、兄、姐和其他关系密切的亲属，但如果没有亲属站出来，政府也应有兜底制度，确保为孩子找到一个温馨的“收养家庭”；二者，对收养家庭的后期跟踪调查必须有；三者，社会救济制度不能停滞。

    毕竟，剥夺孩子父母的监护权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为孩子营造一个更加健康的成长环境才是终极目标，这显然是责任重大的事情，不可盲目，应谋定而后动。那“孩子父母被剥夺监护权”之后的一系列问题，必须有配套的制度设置。如此，才能出台“孩子父母被剥夺监护权”的法律条文，不然对孩子来说，未必是一种保护，也可能是“二次伤害”。（龙敏飞）

    建议：要防权力滥用

    残害儿童的不称职父母可以被剥夺监护权；但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执法操作呢？接到父母虐待儿童的报警，警察一般都只是说服教育，孩子随后可能会遭遇变本加厉的虐待，直至闹出无可挽回的惨剧。所以，法律亟须明确的首先是底线规则，为人父母者突破了怎样的底线，就应该被剥夺监护权？其次，在剥夺失职父母监护权之后，监护权又该如何转移，转移给谁？是暂时转移还是永久转移？

    如果撤销了父母的监护人资格，政府肯定要承担起监护人责任，这个孩子就要由政府来抚养；问题是，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养？是进入儿童福利院，还是被亲属收养，或是被其他家庭收养？政府担任监护人以后如何抚养孩子，这个需要有明确的规则。否则，剥夺失职父母的监护权，就有可能会被权力滥用。善意的法条被滥用为恶法的先例太多了，尤其是涉及孩子的问题。

    还记得“河北乡政府抱走超生女婴18年，家人寻娃多次挨打”的新闻吗？还记得“陕西富平产科医生私卖婴儿案”吗？如果地方政府有那样的权力，可以随意剥夺某个孩子父母的监护权，并且不受约束地将孩子送给自己想送的人，那这样的权力一定会有沦为恶权的“潜质”，是我们必须高度警惕的。所以，剥夺失职父母监护权一定要防止权力滥用——既要管虐待儿童的“家务事”，也要防不受约束的权力。

    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尊重未成年人的选择。除非孩子非常幼小，否则都应该尽量尊重孩子的心愿，而不应该由饱含善意的人们代其做主。当然，就算那些孩子不愿离开父母，也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就可以对其生活困境置之不顾；在此过程中，志愿服务与政府监管，其实同样重要。（舒圣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