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扬：处方背后的医者仁心

    一些医生不仅收受红包、大吃回扣、索要提成，且态度冷漠、语言生硬、医疗过度，莫说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就连最起码的职业情操都没有，让患者十分寒心。而“小处方”医生秦瑞娟不仅“能吃药就不打针”，而且“尽可能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把病治好”，切实减轻患者经济负担，怎不叫患者追捧？“小处方”中自有大境界，折射出医生高尚的职业操守。

    “小处方”医生受追捧，也寄托着公众对进一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热切期盼。如今公立医院趋利化严重，以药补医、医药提成等导致医院过分看重经济效益，治病救人从医生的神圣职责，沦为医院赢利的手段，许多医生在检查越多、开药越多、收入越多的刺激下，不得不开大处方和“天价药”，搞过度检查和治疗，让患者苦不堪言。因此，公众颂扬每个“小处方”医生，都是对医疗机构看病难、看病贵的无奈控诉，都是对更多“小处方”医生的热切呼唤。

    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应重视这种控诉和呼唤，打造更多“小处方”医生成长的制度土壤。要知道，处方体现的是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承载的是医生救死扶伤的使命。对医疗机构而言，应用制度保护“小处方”，引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饭”，通过温情服务赢“粉丝”。将病人至上的服务理念落到了实处，患者口口相传，社会效益好了，赢得了满堂喝彩，同样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何勇海）

    评判：只能靠制度来选择

    “4分钱处方”中孩子的病症，不同的医生可能开出的处方有很大的差别，除了医生个体对医术的理解之外，更多的还是基于价值的本能选择。个案之所以能成为个案，恰恰是个案医生对医疗伦理最朴素的坚守：给病人看病，能吃药就不打针，能打针就不输液，平时给病人看病，根据病情开检查项目，不开大处方。这个道理并不深奥，差不多是每个从医者入门时就该掌握的最基本常识。换言之，“4分钱处方”的医生能做到，其他的医生理应也能做到。遗憾的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医生的选择，而非医疗的选择，徒具标本意义。

    “4分钱处方”因极其正常而“不正常”，才令人无比关注，其后恰恰是当下医疗过分追求商业利益，过度医疗与高价医疗扭曲了医术应有的伦理与价值。如，输液依赖、抗生素依赖，不只增加了患者不必要的负担，客观上也加剧了群体的健康风险。又如，小病大治，用药与医疗耗材，不求最好但求最贵，更是赤裸裸地搜刮患者的钱包。

    从主观意愿上，医生可以基于自身对医疗伦理与价值做出选择，但是仅仅基于个体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医生从业更大的影响，来源于医疗体制与医疗机构的价值取向，“大处方”与“小病大治”之类的，所呈现出来并非只是医德的沦丧，而恰恰是看不见之手的绑架与操控。

    花小钱治大病并非不可能，只是这样的选择更应成为一种制度的选择。一方面，应让医疗回归公益性轨道，政府要大幅度增加投入，矫正医疗服务商业化。完善、革新药品定价机制，切断附着在药品生产、销售与采购上的利益链条，扶持普通药物生产，给“小处方”的选择创造环境。另一方面，应逐步实现“以药养医”到“以技养医”的机制转变，让医生靠技术与服务获取正当价值，赋予医生以应有的独立性，给“小处方”的选择拓展空间。（房清江）

    建议：医疗机制应给予支撑

    一些东西偏离了正常轨道，不正常时，人们便会去关注、去起哄。对于“小处方”，也是如此。其背后折射出人们对医院大处方、乱检查等医疗怪象的一种不满。虽说各地医疗主管部门对“大处方”说不，如果医生出现超常处方3次以上且无正当理由，医疗机构将对其提出警告，限制其处方权等，但有多少地方落实到位了？且不说查处开“大处方”者，只要不包庇就不错了。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开“大处方”、过度医疗，人们习惯于把责任推给医生，说是医生的医德败坏。诚然，其中不乏医德败坏者，但开“小处方”者也不乏其人。如常州徐莉医生的“一毛钱处方”、成都聂英医生的“9分钱处方”，泰州葛永祥医生的“8分钱处方”……之所以有些医生不开“小处方”，更多的是“胳膊扭不过大腿”。试想，在医院下达“创收”任务的背景下，缺乏刚性制度监管的保证，推行良好的医德医风者不仅无法生存，还会被打入“另类”，成为“走廊医生”，谁敢再开“小处方”？

    “4分钱处方”的出现，不是源于医生的医德医风的匡正，而是源于医疗机制的创新。试想，如果秦瑞娟所在的医院有“创收”任务，她至少会为了拿回自己的工资而开“大处方”；不然，她怎么生活？可见，要推广“小处方”，必须完善医院医疗考核机制，树立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理念，使医生的高尚医德的弘扬有制度支撑。否则，想要让“小处方”遍地开花，可能是白日做梦。（玫昆仑）

    提醒：有的小处方背后有噱头

    一张“小处方”激起千层浪，赞誉之声有如潮涌。诚然，有些“小处方”能代表医者仁心，但有些“小处方”却难以恭维，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前两天，笔者前往江苏省东台市区的一家大医院就诊，亲身体验了一把“小处方”。与以往不同的是，医生不是按需开药，而是在算账开处方。尽管医生一算再算，但这处方还是没有通过审核，发回重开。原来，自药品零差价后，医院进行了“小处方”的设计。对每张处方的药物用量和价格都作了明确规定，而且价格与用量只要有一项超标就会被发回重开。医生一脸无奈，只得“操刀”剐割，因所开药物价格高，只能在药量上动脑筋，最后医生只得开了三四天的量来通过“小处方”审核。

    笔者找到审核处方的医生，其强调这是执行院方和医改办的要求。辗转又找到药房主任，他还算诚实，道出其中缘由，医院通过“小处方”迫使患者多去医院，从而多赚取挂号费。因“小处方”不能突破，药剂师给笔者出了个主意——再挂一次号。看一次病岂有挂两次号的道理？

    一路下来，总算弄明白这“小处方”里的名堂。其实，“小处方”并非医生的“刀”不快了，既然零差价，那开多开少于医院、医生并无多大意义，倒是这“小处方”能给医院、医生带来实惠。自从零差价以后，这家医院每次的挂号费调整为10元，“小处方”就是盯住这挂号费。说来可笑，偌大个医院咋对这10元挂号费感起了兴趣，竟还动起了歪脑筋。但联系药房主任的“苦衷”，再细算这笔账，这“小处方”给医院带来的挂号费确非一个小数。该医院每天的门诊量为3万左右，若其中有30%是小处方所增加的门诊量，那其给医院所多带来的挂号费近10万元，这一年下来就是三四百万。这或许就是医院热衷“小处方”的根源与动力所在。（崔恒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