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量刑不公平

    北京晨报：“受贿10万元和500万元都判10年左右，量刑幅度差异过大，容易导致不公。”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时，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成为了热门话题。有代表表示，目前在职务犯罪的量刑把握上，各地不是很统一，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尽量统一量刑标准。

    杨涛：解决这种量刑上不均衡，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可以考虑降低贪污受贿五千元到十万元的量刑档次，可以考虑在五年以下量刑，但限制缓刑适用。因为，实事求是地说，1997年和今天的人民币含金量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尽管贪污受贿数额小，但造成后果严重的，也可以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则是考虑提高有期徒刑上限，比如将有期徒刑最长规定为25年，那么，在贪污10万与500万元之间，量刑空间就比较大，给法官的量刑幅度也比较大，贪污受贿100万元与500万元的量刑就会有明显的区别，这就有利于解决罪刑不适应的问题。事实上，有期徒刑适当延长，也有利于解决无期徒刑名不副实的问题，有利于对部分罪犯打击到位。

    提供公平起跑线

    北京晨报：“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是当下一个热门话题，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表示，人生不是短跑，是长跑。就像万米长跑，不要太看重起跑线，重要的是坚持和耐力。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校长郑强认为，我们的家长当前却让孩子提前热身5000米，把孩子累死在起跑线。

    毛建国：“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反映了家长、家庭对孩子受教育、受好教育的期待，折射的不仅是教育观还是社会观。既然都认为不能“把孩子累死在起跑线”，那就尽其所能地消灭起点不公平。就教育资源配置而言，尽量缩小地区差、学校差。从学前教育做起，把重点放在义务教育阶段，取消人为、历史造成的名校与一般校差距，真正实现就近入学，而且入学的学校条件差不多，家长们自会对起跑线有新的认识，何至于“把孩子累死在起跑线”。先给孩子提供公平起跑线，然后再谈不拼起跑线。既然都认为“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十分荒谬，那就均衡配置资源，以公平的环境使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不管家长有钱没钱有关系没关系，都能让孩子接受大致公平的教育。明明有一部分人的孩子抢跑，而且在过程中还有各种外力帮助，却单纯谴责其他家长，不合情理，效果有限。

    公平不可有歧视

    北京晨报：江苏晨朗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秀芳认为，“司解（三）”中婚姻家庭财产分配的新界定，成为恐婚、惧婚、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对于“谁首付，房子归谁”的规定，她昨天提交了一份建议称，考虑到女性在家庭生活中干家务以及教育子女的付出、贡献多于男方的因素，离婚时应给予女方房产10%-30%的补偿。

    戴先任：如真的按照这一建议去做，离婚纠纷就会变得复杂起来。人们不仅还要为房子而结婚，也会让一些人为房子而离婚。所有人本来习惯于以往那种法律认知，突然变化了的司法解释，改变了不少人在家庭中的财产状况，引发一些家庭矛盾甚至相应地增加一些离婚案件，在所难免；但如果现在再改过来，势必再次冲击习惯并生活于目前这种司法解释中的人们，甚至也会引发离婚潮。何况法律的朝令夕改，并无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司法的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这也不利于司法的公平、公正。任何法律都不会完美无缺，但一切应该以司法的公平、公正为基础来予以完善。

    教育要确保公平

    北京晨报：据《南方都市报》同行报道，在个别学校，新学期父母的比赛中，就有一项，为孩子“跑官”——— 争取让孩子当上班级的小干部。

    谭发礼：父母为在校读书的孩子而“跑”，目的是为了锻炼孩子的能力，出发点本没有错。这种“跑”，与现实版的跑官无异，依旧有违公平，助长了能者下、庸者上的歪风。倘若你的孩子真有能力，而且才华出众，在公平的环境中，竞选与其能力匹配的班干部职位，应该是水到渠成；倘若你的孩子能力平平，通过非正当途径或手段取得班干部职位，不仅仅在你自己孩子的幼小心灵中会形成错觉，那就是，努力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有办法”的父母，接受锻炼、培养能力的良好愿望或许也会成为泡影！关键的是，这种个例、特例会给全班孩子带来无形的伤害！父母为孩子跑官，跑丢了公平、跑丢了规则、跑丢了正气，为良好班集体的创建设置了障碍。为避免 “跑”入歧途，班主任可以尽可能地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一把当“官”的感觉，让他们真正明白，当“官”就是服务，就是责任！非特权，非为所欲为！

    公平土壤谁营造

    北京晨报：“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在北京上海，买对一套房，生活质量拉开一个档次，买对两套房，生活质量拉开两个档次。这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我们不靠创业致富，不靠勤劳致富，买对房就能致富，代替几十年的辛苦劳动，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公平的。”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说。

    范子军：或许对调控屡屡落空的信心受挫，或许出于对调控行为的深度反思，也或许出于其他种种考虑，摒弃行政手段，运用经济杠杆调控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建议不再实施中央宏观调控，改由各地、基层自行灵活调控的观念也越发有市场。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是中央行政力量的调控，也少不了经济手段的运用；中央严厉调控的高压之下，一些地方仍迫不及待顶风松绑，寄望于地方自觉、自主、有效地“微调”能够见效，未免过于异想天开。房价畸高导致有房无需、有需无房，伤害社会公平自不待言，但要检讨的显然是产业政策和政绩依赖，这才是造成住房不公的关键所在。

    覆盖北漂显公平

    北京晨报：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日前在央视“中国政策论坛”上表示，北京将加大公租房的覆盖面，刚就业大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也可通过公租房解决住房问题。

    邓子庆：必须认识到，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应是人口有序流动的城市，是兼容并蓄的城市，各个阶层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拿北京来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共登记常住人口1961.2万人，其中外来人员达704.5万人。这么多外来人口，“夹心层”必然不少——不能租廉租房，却买不起经济适用房；不能买经济适用房，却买不起商品房；收入低不但没有积蓄，买不起房又租不到便宜、稳定的房，如何让“夹心层”住有所居的基本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就是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说到底，保障公民居有所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国家的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本来就不该随着公民的迁移而消灭。进而言之，公租房资源的分配，属于社会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在公共领域的分配；而减少社会不公，维护社会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归宿。正因如此，公租房覆盖“北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追求，无疑也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必要之举。